|
在這一輪房地產熱中，可能還有更加隱蔽，規模更加龐大的輸家。房地產不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團市委編寫的《上海青年調查報告》顯示：住房問題已經上升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為關心的問題。而其他諸如就業、社會治安等歷年排名靠前的問題都退居其后。的確，對于那些尚未購房的人來說，飛漲的房價已經構成了一次災難性的通貨
膨脹，使他們的實際購買力嚴重貶值。當那些擁有住房的人在為自己不斷升值的財富而快慰的時候，另外一部分人的住房之夢卻在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上面那份報告中上海青年對住房所表現出來的關注，表達的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無奈、焦灼甚至絕望。對于一個對住房有著特殊情結的民族而言，住房上的差距可能是貧富差距的最好隱喻。無疑，在房地產的熱鬧之中，潛藏著一幅社會財富急劇再分配的真實圖景。房地產本身并不能制造貧富懸殊，但它可能卻是某種既有的分配結構最終實現貧富懸殊的一條最佳途徑，而且，它也是最能夠以漫畫形式彰顯這種差距的方式。“國八條”將房地產所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隱患與金融風險并列，看來絕非無的放矢。多少有些讓人狐疑的是，對居民生活質量有如此重要影響的房地產價格竟然被以專業的理由拒斥于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統計之外。“居者有其屋”雖然可能只是一種供人膜拜的理想，但它畢竟是一個符合正義的理想。作為對社會民意負有終極責任的中央政府，房地產價格飛漲在部分社會成員中間所激起的怨恨和不滿，是它急需征服的又一個敵人。
像教育、醫療等必需品一樣，房地產作為一種缺乏價格彈性的商品，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就表現出它特殊的政治屬性。在那個時代，住房問題不僅是單位領導們最痛苦的工作之一，也是社會分配不公最顯著的象征之一。詭譎的是，在我們剛剛宣布中國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房地產的政治屬性就又以一種新的市場形式被凸現出來。
如果說房地產價格飛漲在無房者與有房者之間引發的財富再分配博弈，還是隱性的話，那么它在城市拆遷問題上引發的對抗則早已經是火藥味十足。在這方面，南京鄧府巷的翁彪可能是最為知名的，但卻決不是最讓人絕望的。在翁彪事件過去僅僅一年多之后的2005年1月9日，上海麥其里拆遷區所發生的事情則將公眾情緒拉到了頂點。在麥其里——位于上海徐匯區的一個寸土寸金之地，上海城開(集團)有限公司的下屬拆遷公司上海城開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孫勤，職工王長坤、陸培德竟然一把火燒死了兩位不愿意搬遷的老人。同樣是一把火，“麥其里之火”顯然更讓人感到驚怵與恐懼。按照市場的邏輯，城市拆遷本來是開發商與拆遷戶之間的談判和交易問題，但地方政府的利益以及陳舊的法規橫亙其間，使這個過程變得相當荒謬。翁彪之后，中央、地方兩級政府的強力約束，多少平息了拆遷對抗的激烈性，拆遷變得越來越難。但如此一來，城市土地供應量的減少，則刺激了房地產價格的進一步上漲。中央政府在房地產問題上顯然已經陷入了某種動輒得咎的艱難處境。
不過，無房戶的抱怨和拆遷戶的憤怒還遠遠不是中央政府的全部憂慮。因為這一輪房地產熱中，可能還有更加隱蔽，規模更加龐大的輸家。
與1990年代初期的那一輪僅止于炒地的房地產瘋狂相比，1990年代末期的這一輪地產熱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大量的終端消費者已經加入其中。終端需求的加入，既是地產商據以樂觀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始終難以判斷房地產是否真正過熱的原因之一。
從目前情況看，似乎所有的購房者都由于房地產價格的暴漲而成了贏家。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國今天的購房者幾乎全部都是以銀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這意味著，如果長期利率上升或房地產價格暴跌，甚或這兩種壞情況同時出現，這些購房者就馬上可能淪為“負資產”一族，虛擬的贏家頃刻之間就變為實實在在的輸家。資產市場的本性就是大起大落，所以，“負資產”一族出現的概率一點都不比那些自我安慰者想象的低。贏家和輸家的轉換經常只在一夕之間。1997年香港地產泡沫崩潰之后，香港出現了人數極為壯觀的“負資產”一族，以至于有評論家嘲諷：馬克思發明了無產階級，香港卻發明了“負資產階級”。所謂階級，當然是形容其人數之眾。以中國城市的購房者之多，一旦房地產市場趨勢逆轉，中國城市中的“負資產階級”隊伍恐怕要比香港嚇人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屢次民意測驗表明，負資產問題在香港城市中產階級中所引發的強烈不滿，始終是董建華先生民望低迷的重要原因。負資產雖然對大陸人是一個陌生的話題，但事實上它離大陸人并不遙遠。2003年5月香港《明報》引述上海統計局公布的一項調查說，“今年上半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資不抵債，淪為‘負翁’”。上海市統計局所說的“負翁”當然不是指由于房地產價格暴跌所引發的那種“負資產”，而是指家庭人均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倒掛。但無論如何它在提醒我們，災難并不會因為你不知道而不會到來。真實的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中國房地產市場中潛在的“負資產階級”是否會成為真正的“負資產階級”，取決于中國房地產的泡沫程度以及整個經濟形勢的走向，這就是說，它還僅僅是一種可能(雖然可能性不小)。然而，在人們視野所不能及之處，一個確定無疑而且人口規模遠為宏大的輸家一直沉默著，那就是中國的農民。
在中國大城市房地產喧囂火熱的場景中，中國農民的身影僅僅只是在被人雇用徹夜排隊領號的時候才出現過，他們似乎只是一個局外人。但就是這個局外人，可能正是房地產中最隱蔽和最大的輸家。由于中國現行的土地法律，中國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所喪失的土地利益相當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幾倍甚至十數倍的價格轉手，而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國農民無權享用的城市基礎建設中，或者被腐敗官員中飽私囊。統計表明，1980年代之后，農民承包地被征用總數達到9800萬畝。保守的計算，如果每畝地農民喪失財富5萬元，那么農民這20多年在土地上喪失的利益就達到5萬億之巨。與這個數字相比，1949-1978年的30年間農民由于價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億元，就真是小巫見大巫了。農民，無疑是中國房地產博弈中一個被遺忘的失敗者。這種強烈的對比足以說明要素市場較之商品市場在財富分配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顯著功能，房地產的妙用由此可見一斑。考慮到中國農民的人口規模，我們幾乎馬上可以接近這樣一個判斷：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未來發展，將極大地影響中國未來的財富分配，因而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的未來走向。必須牢記的是，與地方的城市政府不同，中央政府不僅要對城市居民的民意負責，還必須對那些已經從城市媒體上消失的農民的民意負責。事實是，近年來由于土地問題導致的農民群體性事件，要比翁彪事件、麥其里事件更刺激人們的神經。站在這個角度，中央政府對中國房地產的考量與抉擇，可能就會更加艱難。
在“國八條”曝光之后，有媒體驚呼，房地產已經政治化了。但實際上，房地產不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