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自己的褲子

　　本報記者 亞 楓 北京報道

　　望眼欲穿的后配額時代到來了，但中國紡織品行業并沒有預想的那么樂觀。2005年5月中旬，美國在一周時間內先后作出對中國的褲子、襯衫等7種敏感商品進行“特保”設限，此前，歐盟也啟動了“特保”調查，美國和歐盟正在保護自己的褲子，中國的褲子開始遭殃。

　　5月22日，中國政府決定對74種紡織品大幅提高出口稅率，多數紡織品的稅率提高為原來的5倍，抑制對美歐出口的過快增長。

　　我們指責美歐國家對“自由貿易”原則的破壞，但中國紡織品行業是否亦應對本身行為沉思？

　　5月26日，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秘書長王宇，在接待了一些因為美歐啟動特保程序而陷入困境的紡織企業負責人后，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我們很生氣，后果較嚴重”

　　《21世紀》�熋罋W啟動特保之后，中國紡織品行業，尤其是其中一批中小企業將面臨怎樣的困境？

　　王宇：一旦啟動特保設限之后，歐盟和美國會根據相關條款規定，以過去24個月的前12個月的出口總量上浮7.5%設定一個限度。因為中美、中歐間沒有海關間的雙邊核查，美歐會根據單方面的海關統計決定清關率，這對中國紡織企業是相當不利的。中國紡織企業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出口商和進口商紛紛搶奪額度，抓緊出口，結果一年的額度可能在兩三個月之間就會被用完。那些純粹做外貿加工的企業，在本年度接下來的時間會沒有訂單可接，相關企業只能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

　　《21世紀》：中國的紡織企業存在成本轉移可能？

　　王宇：雖然中國提高紡織品的出口關稅，很多進口商還會選擇中國的紡織品，因為中國紡織企業相對成熟，工人技術水平比較高，對進口商的需求比較了解。而進口商改訂單，重新選擇進口對象的成本也非常高。在大的買家看來，信譽是第一位的，他們不希望自己的產品有問題。但長期來看，關鍵還要看美歐設限的動向是什么，如果設限的壓力足夠大，進口商也會選擇放棄的。

　　《21世紀》：美國和歐盟在中國已經提高關稅的情況下，會進一步對中國紡織品提出特保調查嗎﹖

　　王宇：實際上，美國國內提請紡織品特保的有15個類別，目前實施的有7個，再加上另外受關注的幾個類別，中國紡織業至少還有10個類別仍在美國特保調查視野之內。同時，歐盟方面只是對九個提請特保調查類別中的“T恤衫”、“亞麻紗”提請特保調查，并在15天啟動，其他類別并未被排除在外。

　　《21世紀》：您如何看待中國提高部分紡織品關稅的行為？

　　王宇：此次中國對部分紡織品加征關稅，主要是出于對全行業的未來發展考慮，同時也在向世界表明中國是個負責的大國，不會放任出口無限度的擴大。但是在客觀上，提高關稅會增加中國部份紡織企業的生產成本。根據此次關稅調整的情況看，低工藝、低附加值的企業會面臨較大的壓力。

　　《21世紀》：目前市場存在擔心，認為一方面中國自主提高關稅，另一方面，美國和歐盟又啟動了特保程序，中國紡織企業將會在雙重壓力下生存，中國紡織品企業是否承受得了？

　　王宇：中國政府加征關稅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有關類別的無序出口，美歐啟動特保設限的目的也在于此，一旦對方設限，中國政府將不會繼續對相關企業加稅。因此，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需要反思”

　　《21世紀》：本來配額制取消之后，中國紡織企業可能會迎來春天，但是現在看來預計過于樂觀，問題出在哪里？

　　王宇：根本原因還是在美國和歐盟方。1995年紡織品服裝協議正式啟動，按規定，10年之后，所有有關紡織品的配額限制全部取消，紡織品可以自由貿易。正常的開放進程是，到2002年1月1日，美歐就應取消51%的限制，但直到2004年12月31日，美歐仍然保留了70%以上的類別，而且全是敏感類別的進品配額限制。也就是說10年來美歐一直在拖延，把壓力留在了最后一分鐘。2005年1月1日，美歐一下子需要承受來自70%的紡織品類別的進口壓力，自然就會感覺“沖擊”劇烈。

　　《21世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企業的行為客觀上是否也為美國和歐盟提供了借口？

　　王宇：中國紡織企業對2005年以后形勢在認識上確實也出了問題。對中國入世，很多企業、中介機構看得太樂觀。商會一直強調，加入WTO以后，美歐還有很多手段引發貿易爭端，特保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反傾銷、反壟斷、反補貼、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有很多很多手段進行限制。中國的紡織企業太多，能夠聽進去這種聲音的企業很少。更有甚者，一些企業2004年接到的訂單卻有意拖到2005年，這樣就可以節省找配額的成本，今年個別品種紡織產品出口增幅巨大，與此也不無關系。

　　《21世紀》：我們經常聽到國外對中國紡織業指責的聲音，如相互壓價，過度競爭，紡織業投資也過剩現象，這成了中國紡織業的一個癥結。

　　王宇：國家紡織工業協會一直在壓錠，一度壓到過3000萬錠，但企業還是通過各種渠道擴張，現在又增加到6000萬錠。但中國紡織企業的擴張是平面式的，只是簡單的產能擴張，達到盈利的目的。而在研發和設計上，企業的投入非常低，R＆D經費比率只有1%，而這一比率在歐盟和美國要達到8%以上。同時，紡織品的出口經銷渠道也掌握在別人手中，中國紡織企業只是在做中間利潤最薄的領域，而且還有眾多企業在搶，巨額利潤都被其他的人拿走了。據我們測算，2004年中國從事進出口貿易的紡織企業有3.8萬家，今年已經達到4萬家，而且這些都是規模在500萬以上的。結果造成紡織行業的利潤率非常低，紡織品在3%-5%，服裝行業也只有5%-8%。

　　“爬到積雨云的上方”

　　《21世紀》：與反傾銷不同，美國和歐盟啟動特保程序，將貿易爭端變成了政府間的博弈，中國的紡織企業應該有哪些作為？

　　王宇：首先，對被提出反傾銷訴訟的，中國企業要積極應訴。其次，特保雖然是政府行為，更多地需要政府談判解決，但是，按規定特保也應有公眾評論期，因此企業應該增加收集信息和參與的意識，而不能單純指望政府和商會。企業在第一線，只有他們的大量意見，才能給特保的審核造成心理上的壓力和震撼。

　　其次，中國的紡織企業應該進行業務轉型和產業升級，好比“積雨云”，如果你已經爬到了云層上方，那么再大的雷暴也不會影響到你，但是如果一直處于低空，那么，任何的天氣變化，你都得承受。

　　《21世紀》：中國的紡織企業好像也有點“有組織無紀律”，紡織行業是否應該制定嚴格的行規？

　　王宇：制定行規可以，關鍵還是自律。但是，中國的紡織企業太多了，從執行層面上看，嚴格的行規只是種威懾，太多的企業踩線，就會法不責眾，最后不了了之。現在除了商會之外，還有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和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等大批行業組織，在應對特保事情上，只要行業組織能積極行動起來，還是有效果的。

　　《21世紀》：當前的局面是不是中國紡織產業政策變化的契機？

　　王宇：應該是這樣的。產業政策上，我們一直強調，中國企業應該向上游走，除了貼牌之外，還應該走到設計領域，這一領域的利潤率較高。另外還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到發達國家并購企業，把握零售終端、銷售終端。同時，鼓勵中國紡織企業向國外轉移，改變原產地，紡織產業也要升級，產業工人也要升級。同時，近期也將會有一系列的政策出臺，以前的“言辭一直在鼓勵，實質一直在考慮”狀況將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