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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報刊亭之爭，反映了省報和市報在發行渠道上的利益之爭越演越烈，報刊銷售的資源共享還沒有成為現實。這樣的事情不僅在黑龍江省出現，在深圳也出現過類似的“爭奪”。
★《中國經濟周刊》見習記者 宋雪蓮/哈爾濱報道
兩份報紙起“風云”
四月初，當聽說200個全部是黃金地段的報刊亭要給予與自己有著激烈競爭關系的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下稱市報集團)，并且即將公布成為事實后，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省報集團)主管發行的副總編便幾次給負責此事的哈爾濱市政府一副秘書長打電話，后者告之：這事上級領導怎么定，他就怎么執行。
無奈之下，在哈爾濱市準備將方案予以公布的前夕，省報集團屬下的子報《生活報》于4月7日發表了整版的質疑文章—《六問省城報刊零售市場》。文章提出城市報刊亭究竟為誰而設、公共資源分配怎能厚此薄彼、這樣的分配方式是規范還是滯死、考察“經驗”為何被擱置、不正當競爭傷害了誰 、城市報刊亭該走向哪里等六大疑問。文章認為“哈爾濱市有關部門為解決省城報業市場不規范問題，提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決策動議，將首批200個報亭全部分配給哈爾濱市某報業集團(此前已先期給這家報業集團分配過50個)。這些報亭都在哈爾濱市黃金地段，其他報業集團無法與其平等競爭。政府職能部門制造了獨家壟斷的局面，就此人為引燃了報刊惡性競爭的導火索�！�
文章見報以后在哈爾濱市引起了極大反響，雖然文章沒有指名道姓，但是哈爾濱人一眼就能夠看出，文章針對的非市報集團莫屬。據省報集團的內部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其實在去年，《黑龍江日報》也曾經因為類似的事件發表過比此文隱晦的文章。而此次由于事關利益重大，又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協調和市報集團的分配關系，因此省報集團才出此公開矛盾的下策。隨后，《生活報》再次發表了連續報道，將哈爾濱市的報業發行之爭單方面推向了高潮。與此相反，市報集團卻三緘其口，沒有做出正面回應。
此事隨即引起了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門的高度重視，兩家大報的總編輯被同時叫到了宣傳部，三分鐘會議傳達的意見是“報道就此打住”。
據哈爾濱日報某工作人員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哈爾濱市區里的大多數報刊零售攤點十年以來一直都由哈爾濱日報獨家經營，市報集團已經給這些報刊零售攤點投資了近億元的資金。而相應的后果是，省級報刊的零售發行帶來了很大的制約。用黑龍江日報副總編輯段永彬的話講，“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彪m然包括哈爾濱市長在內的主要領導都協調過此事，但“清官難斷家務事”，省報集團和市報集團的“官司”至今沒有雙方都滿意的最終結果。
地方發行渠道之爭
其實，早在2001年，在深圳就曾經發生過《南方都市報》與深圳市報刊發行局的報刊發行之爭，那時南方都市報社決定取消中間商，在短期內對全市所有的報刊零售點實行直銷，在未經深圳市報刊發行局同意的情況下，配送該報至發行局自籌資金建設與管理的郵政報刊亭。此舉被深圳發行局指嚴重干擾了發行局的正常經營管理秩序，最終兩者均不相讓，引起“口誅筆伐”。不過最后經過多方協調，二者互商互諒，《南方都市報》深圳發行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無論是報紙之間的競爭，還是報紙與發行部門的競爭，歸根結底都是發行的利益之爭。作為報刊零售的終端，報刊亭目前來說還是一種稀缺資源，它的建設既要符合城市規劃和發展的要求，還須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審批許可。因此，報刊亭的控制權自然成了一個城市不同報業集團之間以及報業集團和發行部門之間競相追逐的“熱點”。黑龍江省郵政報刊發行局局長趙東云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實際上，實現報刊銷售的資源共享已經屬于“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國家對此也早有明文規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新聞出版署等國家六部委在2000年9月30日下發的國郵聯(2000)452號文件中明確提出：“各地要把報刊亭建設納入城市規劃，通盤考慮……郵政部門作為我國報刊發行的國有主渠道，要承擔起報刊零售亭建設和經營的主要任務，采取郵政部門與社會其他相關部門聯合建設等多種方式，加快報刊零售網點建設”。而黑龍江省省城報刊銷售市場并非如此。從最新統計的全省各地的郵政報刊亭數量來看，齊齊哈爾、大慶都超過了100個，就連規模較小的黑河市也接近了60個，而哈爾濱的郵政報刊亭數量竟然僅與黑河接近。
黑龍江省新聞出版局有關負責同志認為，實際上，哈爾濱應該借鑒一些國內比較成功的先進經驗，搭建一個開放的報刊零售的平臺。不論是由省城幾家大的報業集團和郵局共同出資組建也好，還是由獨立的社會資本投資組建也好，這個平臺都不應該為哪一家業內的競爭主體所壟斷，它應該成為一個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現代意義上的報刊零售企業，在這個平臺上，不論是省內的還是省外、國外的報刊雜志，只要是合法的，都可以順暢地進入、公平地競爭，只有這樣，才能使各家報業產品的競爭回歸到真正意義上的“產品質量”的競爭上，讓讀者成為最終的檢驗者。
在競爭中尋找突破空間
隨著《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的實施，我國的書報刊分銷市場已正式向世貿組織成員國開放，外資可以直接進入到分銷渠道。不管哪個省市，惟有思變才能從根本上適應新的發展環境。
針對哈爾濱市報刊發行市場的現狀，段永彬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黑龍江日報在去年就開始針對生活報的發行搞起了“藍天行動”工程，他們先后投資了1000萬元招募了1000余名農民工進城進行流動售報，雖然成本較高，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僅這些農民工每天就可以發行報紙5—6萬份，好的時候可以達到8萬份。而目前，他們還和南方的一家公司簽定了合同，由該公司出資3000萬打造一個擁有5000人的發行隊伍，經營由該公司負責，因此他們并沒有指望一個小小的報刊亭就能解決所有的發行問題。他們還與哈爾濱月亮連鎖公司、哈爾濱市總工會職工消費合作總社聯合開辦了“月亮發行連鎖店”，使該集團18個發行站鏈接了200余家商業連鎖店、便民店，發行網點由原來的160家上升到500家，組建了“高密度覆蓋、無盲點輻射”的發行銷售平臺。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上海、北京、重慶等大城市報業零售已經由過去的分散走向聯合。在上海，“東方售報亭”幾年來已成為都市文化亮麗的風景線。早在1998年11月28日，上海市就由市郵政局、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和新聞出版局共同籌資、成立“上海東方報刊服務有限公司”，開始把報刊零售作為一項文化產業來重點發展。以上�！皷|方售報亭”為代表的全新的銷售網絡，不僅使零售渠道不暢而引發的矛盾被一一化解，惡性競爭煙消云散；同時，作為一項全新的文化產業，已顯示出無限生機。
北京的報刊零售市場又有不同，其特點是流動售報市場很發達，幾年前《北京晨報》就是靠工會組織上千人的下崗工人上街賣報火起來的。后來的《信報》和老字號的《北京青年報》等都擁有自己的流動售報隊伍。幾乎北京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有舉著報紙叫賣的人。仔細分析一下，也有道理。北京太大，報攤密度不夠，有時走很遠才見一個攤(亭)。加上北京發展快，新建小區如雨后春筍，許多地方無法通郵。這些都為流動售報的生存提供了空間。
天津報業集團從2003年7月1日開始在發行中引入超市機制，與“津工超市”全面合作，將旗下的《天津日報》、《每日新報》、《天津青年報》、《采風報》、《球迷》、《假日一百天》全部進入市區106家超市，擺上貨架供顧客自選，在全國報界率先實行了報紙超市售賣。
除了上述的特點以外，上海和北京等地還涌現出許多所有制結構各不相同的發行公司參與報刊的發行。公司主要是股份制，國有發行公司有不同的股東參股，形成了制度比較健全的企業模式。民營資本的介入，使得報刊發行呈現多元格局。
目前的報刊亭因其功能單一，營業時間短已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要.消費者需要更加便利和具有更多服務功能的業態來滿足對報刊的消費需求。哈爾濱市的報刊零售市場雖然還處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但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已經有企業開始進入這個領地，發行這個報紙生存的生命線正在得到不斷地延伸，類似的報刊亭之爭也必將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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