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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城雄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姜偉新在5月24日開幕的“中國循環經濟發展高峰會”的致辭報告中表示，我國將力爭到2010年完成循環經濟戰略發展的一系列環境建設，為初步建立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經濟效益好的國民經濟體系和資源節約型社會奠定基礎。對于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筆者認為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是資源的節約并不是靠良好的愿望就能實現
的。對于整個社會來說，要走循環經濟的道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正確的資源政策為引導，提高資源消耗成本，突出資源節約的經濟效益。
中國作為一個自然資源緊缺的國家，不少政策對資源的消耗和占用卻無可奈何，這主要是因為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資源的使用也是按照計劃的方式分配，其價格的形成當然也是計劃定價，而非市場定價。改革開放到今天，大部分商品都已經實現了市場定價，但是許多自然資源及其相關產品的獲取和使用卻至今仍未實現市場定價。這不僅成為一些西方國家不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的理由，也極大地影響了經濟的公平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還使得自然資源的消耗和浪費極其嚴重。
從能源方面來說，1998年，中國1億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03萬噸標準煤，大約是日本1億美元GDP所消耗能源的7.20倍、德國的5.62倍、美國的3.52倍、印度的1.1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28倍。而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的能源價格基本上是國家定價，許多企業在低價能源的支撐下，發展高耗能的產品，并獲得了可觀的回報。直到近幾年，各地出現的電荒、煤荒、油荒，才讓人們意識到能源再也不能在低價位上無限供給了，國家相關部門也調整了一些能源價格政策。
此外，水資源使用政策也讓人擔心。因為水資源的定價并不是中央政府的事，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說了算。許多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往往不顧地方資源狀況，長期維持降低的工業用水價格，以保護當地工業的競爭力。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全國人均占有量的八分之一，是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下限標準，屬于重度缺水地區，在這里如果發展耗水工業，將有點不適合。但是，1985~2000年北京的工業總用水量卻從35億立方米增加到67億立方米，幾乎翻了一番，工業取用的地下水占到市區全部地下水供水的49%。在工業總產值節節攀升的同時，工業用水也擠占了生活用水，而且讓百姓為工業利潤埋單。雖然北京市的生活用水僅占總用水量的31.3%，但是為了節約用水，近幾年來北京市的生活用水價格連續大幅度上調。可是這并不能緩解北京的水資源緊缺，因為10年來的資料顯示，北京市民年人均生活用水量基本穩定在30噸左右，這樣做顯然是以削減居民福利為代價，維持工業較低的運營成本。所幸的是，北京已經意識到了長期讓百姓埋單是不現實的，也是不能持續的，北京市政府已經在有意識地限制高耗水工業的發展，首鋼也即將遷出北京。
實際上，資源的過度消耗不僅僅體現在能源和水資源上，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等都或多或少地面臨危機。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資源政策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到了必須全面變革的時候。資源政策將決定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也將決定中國社會的發展。而如何變革資源政策，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已經不是某個部門、某個地區的問題，這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道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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