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資本如何進入文化產業

　　——訪齊勇鋒

　　本報記者　張玉玲

　　齊勇鋒，1952年5月生于陜西。1987年12月畢業于山東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

　　研究所研究員、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員，山東省文化產業研究中心首席顧問、《中國文化藍皮書》編委，《中國文化產業評論》常務編委、《中國證券期貨》雜志特約顧問。

　　記者：近日，國務院頒發了《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這是以國務院的名義第一次就此問題發文。請您談談這個文件發布的背景？

　　齊勇鋒：從國際背景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國際文化產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強勁勢頭。在經濟與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文化產業作為世界公認的朝陽產業，不僅為市場提供精神消費品，而且已成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現。以美國為例，美國的貨物貿易是逆差，但版權貿易卻是順差，我國的情況則與此恰恰相反。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化資源大國，我國具有發展文化產業的資源和市場的比較優勢，但長期以來卻處于文化產業小國的尷尬境地。為此，需要把發展文化產業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充分調動全社會參與文化建設的積極性，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以躋身世界文化產業大國的行列，為實現中華民族和平崛起創造條件。

　　從國內背景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國內文化消費以年均兩位數持續增長，推動了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也需要“以人為本”，滿足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應當看到，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非公有經濟已占國內經濟的半壁江山。非公有經濟在推動經濟發展、解決城鄉日益嚴峻的就業問題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需要非公有經濟的參與，文化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也為非公有經濟進入文化產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長期以來，以國家單一投資主體、管辦不分、政事不分、條塊分割和城鄉二元結構為特征的傳統文化體制，嚴重地束縛了文化生產力的發展，致使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嚴重短缺。因此，在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生產力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進一步開放投資準入門檻，積極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盡快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文化體制格局，是推動我國文化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迫切需要。

　　記者：對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這個文件是不是也有規范的的含義

　　齊勇鋒：是的。我國文化市場開放與經濟領域一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演出和娛樂行業已率先對非公有資本開放了。此后，隨著文化消費市場的拉動，非公有資本事實上已經以種種方式進入到文化產業的諸多領域。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等文化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相繼發布了一系列文件，鼓勵和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演出、網絡游戲、出版發行、影視制作、影院建設等文化產業領域。目前，在文化市場開放過程中，既存在著由于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職能交叉和以往限制性文件尚未清理等監管不規范的問題，同時也出現了非公有資本投資一哄而起，文化投資領域混亂的無序現象。因此，我認為這一重要文件是在明確放開投資準入領域，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同時，也包含了以國務院的權威文件對此進行規范和引導，加強市場監管，促使我國文化產業有序、健康發展的含義。

　　記者：文件對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鼓勵、允許和禁止這三個方面的劃分標準是什么？

　　齊勇鋒：這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重大理論問題。按照經濟學的理論，全社會的生產與消費可以分為私人消費品和公共消費品兩大領域。就文化領域來說，這一劃分標準還涉及到文化產品的“公共性”問題。將二者結合起來分析，我們認為，文化產品大體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私人文化產品，即文化意義的“公共性”較低，且具有消費的競爭性和排他性的文化產品，其生產和提供應由市場調節，可廣泛向非公有資本開放；二是純公共文化產品，是指文化意義的“公共性”特別高，直接關系到國家文化信息安全或社會穩定，或與國家和民族文化傳承、創新直接相關的文化產品。這類產品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以致“市場失靈”而無法提供，只能由政府進行干預和政府提供；三是準公共文化產品，是指其文化意義的“公共性”較高，但與國家文化主權和文化信息安全不直接相關的文化產品，可以由政府和市場混合提供。此次國務院下發的文件，實際上是以此為依據進行分類的。

　　記者：可否具體說說怎樣按市場規律引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

　　齊勇鋒：提供私人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領域，政府投資可逐步退出,讓市場發揮調節作用，要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主要是：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所、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藝術教育與培訓、文化藝術中介、旅游文化服務、文化娛樂、藝術品經營、動漫和網絡游戲、廣告、電影電視劇制作發行、廣播影視技術開發運用、電影院和電影院線、農村電影放映、書報刊分銷、音像制品分銷、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等。向社會提供純公共文化產品的領域，由于產品的“公共性”特別強，有的還涉及國家的文化主權、文化信息安全以及社會穩定，因而存在著“市場失靈”的問題，必須由政府干預并進行投資經營。文件明確規定：禁止非公有資本投資設立和經營通訊社、報刊社、出版社、廣播電臺 站 、電視臺 站 、廣播電視發射臺 站 、轉播臺 站 、廣播電視衛星、衛星上行站和收轉站、微波站、有線電視傳輸骨干網等，非公有資本不得利用信息網絡開展視聽節目服務以及新聞網站等業務；不得經營報刊版面、廣播電視頻率頻道和時段欄目等。對于面向集體和社會提供“公共性”較強，但與國家的文化主權、文化信息安全以及社會穩定關系不大的準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可采取政府和市場混合提供的方式，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這一領域并投資參股國有文化企業，但國有資本必須控股51%以上。這些領域主要是：出版物印刷、發行，新聞出版單位的廣告、發行，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音樂、科技、體育、娛樂方面的節目制作，電影制作發行放映，建設和經營有線電視接入網，參與有線電視接收端數字化改造等。

　　記者：請您談談文件發布后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前景？

　　齊勇鋒：我認為文件有兩個特點，一是明確了鼓勵、允許和禁止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領域，把放開投資準入門檻與規范監管結合起來；二是明確了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具體途徑，即可以采取增量投資的方式，也可以對國有文化單位進行參股改造，也就是說，把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經驗的總結，也表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從開始啟動之時，就走上了有序、健康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可以預見，在黨的十六大和國務院這一決定精神的指引下，文化產業作為朝陽產業的廣闊前景，必將促使非公有資本掀起進入文化產業的新高潮，從而大大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步伐。當然，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市場開放是在政府主導下有計劃、有步驟的漸進式的過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條件配合。相信隨著政府監管水平的提高，在時機成熟時，國家還會進一步放開文化市場，搞活文化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