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馬 騰 李振華 實習記者 張 迪
“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不是農民吃飯不安全，而是城市里人吃飯有問題。現在全國這么多人的吃飯問題由農民承擔，我們要考慮它的合理性。”王東京直言不諱。
王東京教授，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本次課題調研組負責人。在整個采訪的過程
中，他的語氣平和，卻頗有些沉重。他說：“有些部門說農民腰包鼓起來了，那是言過其實。”豫西東農田廣袤，倉稟豐實卻又如此貧窮，他說：“與其描述現狀不如想辦法解決問題。”
他認為，“農民把糧食很便宜在賣給國家，但很多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公共產品投入，卻讓農民自己承擔，農民為城市工業提供了資金與廉價原料，但城市工業對農業反哺做得還不夠。”他提出，“簡單地估算，如果國家每年用500億元買糧食安全，與進口1千億斤糧食相比是什么概念？”
本報對王東京教授進行了專訪。
《21世紀》：中央黨校經濟學部選擇這個調研課題的背景是什么？
王東京：前年開始國家進口糧食，糧食短缺1千多億斤。從去年年初開始，中央領導同志特別重視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與否的關鍵，是農民有沒有種糧食的積極性，只要中國農民種糧食，土地不拋荒，中國的糧食安全是不會有大問題的。但要強調的是，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不是農民吃飯不安全，而是城市里人吃飯有問題。現在全國這么多人的吃飯問題由農民承擔，我們要考慮它的合理性。確保糧食安全的主體肯定是農民，但安全問題不應讓農民單方面去承擔。
《21世紀》：為什么這個調研課題會選擇豫東十二個縣做樣本？
王東京： 因為河南的糧食生產有特別的意義。河南省的糧食產量占全國的十分之一，而豫東平原這十二個縣又占河南的四分之一，所以這十二個縣的糧食生產是舉足輕重的。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這十二個縣主要是種糧食，是純農區，工業很少，而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這十二個縣里面有十個縣已經成為國家貧困縣了。對國家糧食安全貢獻越大，農民收入增長越來越少，這非常有代表性。
《21世紀》： 這些年中央出臺了一些政策鼓勵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這些措施在豫東地區收效如何？
王東京：通過這次調查我們認為，這些年的探索有一定成效，但還沒有找到治本的辦法。
現行的種種政策可以減輕農民負擔，但農民增收幅度不大，說到底中央政府對農民扶持優惠政策畢竟是有限的。三提五統不收了，每戶每年減負70-90元不等，也就幾十元，減免農業稅50元，糧食直補一年50元，就我們算的帳，加起來各種減負也就200多元近300元。但根據我們對12個縣調查，農業生產資料卻大概漲了180-200多元，所以農民只是名義收入有所增長。有些部門說農民腰包鼓起來了，那是言過其實。
《21世紀》：什么樣的辦法是目前可行的長效機制呢？
王東京：我們在河南與當地村黨支部書記座談時他們反映，種糧食是富不了的。其實就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中央已經提出了一個思路，就是推動城鎮化進程，實行農業人口的非農化。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不能就農業談農業，也不能就農村談農村，必須從城鄉結合、城鄉協調的角度來思考中國農民問題，來思考中國糧食安全。
我們認為，農民不能致富的根本原因是農民耕地太少。我們算了一筆帳，如果農民種1畝4分地他不能致富，那讓他種20畝地，那一年收入就1萬多元，月平均8百多，基本與城里人持平。現在根本問題就是要使土地集中，實行規模經營。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要推動農村土地制度的創新。現在已經到了推動規模經營飛躍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實行規模經營，一個人要種20畝地，那么就意味著有一部分農民要把土地讓出來，這就涉及到加快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問題。
另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農村土地流轉。中央早就提出了推動土地流轉，規范土地流轉。現在河南12個縣區土地的流轉基本以農民自發為主，難以實行規模經營。
《21世紀》：在報告中你們提出來要試點“土地銀行”，以此來推動農村的土地規范流轉，“土地銀行”具體的思路是什么呢？
王東京：我研究過法國的經濟史，當時法國也出現過中國現在的情況，工業革命后，城市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城里收入高，大量農民涌入城里，土地拋荒，當時法國政府推動土地流轉就是依靠國家辦土地銀行。給農民一個保障機制就是，放心地去打工，地也不拋荒。現在我們也需要一個中介機構——國家土地銀行。
目前，農村的土地流轉完全是自發的，流轉比重很低，這個時候政府要有作為。
《21世紀》：土地銀行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嗎？
王東京：不用專門建一個銀行，現在有農業發展銀行，專為農民服務的，不需要重新布點，已經有一套完善的系統。過去農發行主要是承擔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任務，現在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已經結束，農發行的職能要轉型。如果讓農發行來承擔土地流轉業務，一定會大有作為。
《21世紀》：具體的運作模式？
王東京：農民進城可以把土地存在銀行。我們在周口和幾個村支書問一年給農民多少錢農民會存土地，一畝一年300元。農民如果自己種的話一畝500塊錢一年，如果不種存起來一畝收300元，讓出土地，進城打工。我問銀行多少錢把土地貸出去農民愿意種，有人說一畝200元，不超過250元，若一畝地200元，這樣就倒掛100元。那么這筆錢從何而來？我們認為中央財政應該出，而且也值得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是應該要有成本的，政府用錢去買糧食安全，既合情，也合理。
《21世紀》：這個成本不低。
王東京：我們在周口算了個帳，不可能百分百農民會把土地讓出來，但是有一半的話，平均一年需要4000多萬元。現在全國的耕地面積有5億畝要流轉，也就政府每年需要投入500億元，中央財政拿500億買糧食安全，與進口1千億糧食相比是什么概念？如果現在提高農民積極性，增產1000億斤糧食，算長遠帳，糧食按照1元，就是1千億比500億，顯然這是穩賺不賠的好事。
《21世紀》：事實上，農村土地還有一塊大問題，就是農業用地被工業征用大面積流失，這個問題也危及糧食安全。
王東京：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土地制度的創新。我們的思路是建議政府征收一筆“糧食安全稅”，凡是耕地改為工業用地，必須交納一筆很重的糧食安全稅，然后通過轉移支付補貼給種糧食的農民。東部沿海地區種糧食，一畝地收入最多也就是幾百元，變成工業用地就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但如果真要把耕地變成工業用地，那就必須每年繳納較高的糧食安全稅。如此一來，“倒掛”的那一百元資金也就有了來源，而且像河南這樣的糧食主產區，也未必非要工業化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