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業謹慎開放新游戲 行業發展凸顯立法難題

　　從去年以來，中國政府和警方對賭博犯罪一直保持著高壓打擊的勢態；但另一方面，也有多種跡象顯示，政府層面也在謹慎、穩步地推動著合法博彩業走向一個更開放的空間。

　　5月10日，四川首個即開型福利彩票“中福在線”銷售廳在成都市內亮相，14臺形狀頗似“老虎機”的彩票終端機吸引了不少博彩愛好者前往捧場。與此前的民政部門和體育部門發行的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定期公布獲獎號碼不同，“中福在線”采用了即買即開模式。這 種單注最高獎金為200萬元的新型彩票讓初次嘗新的成都市民王先生玩得頗有興致，“這比定期開獎的傳統彩票更刺激，有意思多了。”

　　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執行所長、國內首位博彩管理專業博士王薛紅表示，“中福在線”事實上是國內彩票業中新增的一種視頻彩票。“視頻彩票從廣東開始試點，現在已經開始在國內許多城市鋪開。”王薛紅認為，隨著政府不斷允許增加合法博彩的內容以及玩法，政府相關層面對國內合法博彩業所持的謹慎推動態度已漸趨明朗。

　　謹慎推動

　　在根除賭博活動幾十年后，國家從1987年陸續推出社會福利和體育彩票。“從這個時候起，中國的博彩業已經合法化了。我國目前的彩票都是屬于博彩業中的彩票和競猜類型的游戲。”王薛紅對目前民間有聲音建議政府將“博彩業合法化”這一提法并不贊同。她認為，中國博彩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開禁”的問題，而是“進一步開放博彩業的不同游戲品種”的問題。

　　而事實上，已有多種跡象顯示政府部門已經在推動合法博彩業進一步開放方面在進行“謹慎嘗試”。

　　除了增加彩票的游戲內容，一個能顯示國家政府部門推動國內博彩業發展意愿的事例是，北京上個月在國內率先舉辦了彩票技術全球展覽會。而另一個事例是，去年12月，由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游學院、澳門旅游博彩技術培訓中心聯合舉辦的“博彩產業與公益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和澳門兩地舉行。

　　在這個會議上，約200名與會學者提交的70多篇論文中至少有十三篇論文涉及中國內地的彩票業、賽馬業。“這是我國首個公開探討博彩業的國際性研討會，并且還有我國彩票業主管部門、澳門政府博彩業和香港賽馬業的主管部門的許多官員出席。”王薛紅表示，從以前避而不談到現在允許召開國際研討會進行公開討論，“這已經表明了政府對引導和規范博彩業進一步健康發展的愿望。”

　　同時，中國負責彩票事務的政府官員去年還與香港賽馬會的管理人士舉行過會晤，雙方探討了未來進行合作的事宜。另外，還有媒體報道，政府有關部門已經就國內博彩業的立法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最早在今年，國內首部有關博彩的法律規定有望出臺。

　　開放爭議

　　在政府部門謹慎地擴展著合法博彩空間時，民間各階層對于博彩業進一步放開問題的爭議也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博彩業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以及博彩業開放后在政治和社會道德倫理層面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問題。

　　但無論爭議如何，各方人士都傾向認為，國內的博彩業開放在相當時間內還將只是一個“有限的開放”。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柯認為，中國內地短期內不可能全面放開博彩業。但基于博彩業對發展經濟的諸多積極效應，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和國民素質的提高，中國在中長期內全面放開博彩業并非沒有可能。

　　王薛紅認為，完整的博彩業，包括彩票，以人、動物或其他為對象的競猜游戲和娛樂場(卡西諾Casino)等三大部分。目前國內已經出現了彩票和部分類型的競猜游戲(“足球彩票”即屬此類)兩種模式。在線即開視頻彩票是更近似賭場老虎機的游戲。“卡西諾娛樂場(即賭場)在中短期內開放的可能性較小。”她認為，如果政府未來有意開放包括娛樂場在內的博彩模式，先試點較為適宜。“畢竟，對單個項目的監管在初始階段比較容易。”

　　立法難題

　　在業界人士看來，目前影響博彩業良性發展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以彩票為代表的國內博彩業迅速發展的現狀與法律監管缺失存在的矛盾。

　　王薛紅表示，國內有關博彩業的相關法規研究起草的時間已有數年，但一直未能最終出臺。在這一問題上，監管部門有監管部門的想法，發行部門有發行部門的想法。利益在行政部門、行政級別之間的分配問題不能平衡就自然對立法有了阻礙。

　　“博彩業立法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如何定義彩票產業。”王薛紅認為，產業定位問題不解決，立法問題就難以談起。從1987年新中國發行第一張公益彩票至今，發行紀錄屢創新高。而澳門理工學院曾忠祿教授發表的研究報告則認為，中國目前至少有1000億元的彩票市場。“今年的彩票銷售額將有可能達到500億元，但這一數字或許很難引起政府高層領導人的關注，從而不會把博彩業當作一個市場經濟中的產業來發展，這樣就會影響到我國彩票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因而，政府層面需要給予彩票業一個正確定位。”

　　包括王薛紅在內的一些研究人士認為，目前國內的博彩市場的理想格局是政府壟斷、企業經營。政府部門采用發放許可證等形式實行壟斷管理后，將具體的經營權交給更加市場化的企業來運作。她認為，必須先將政府公共部門從利益格局中分離出來。像目前現在這樣，政府既實施管理，又參與銷售，博彩業難以形成正常的產業模式。“立法也就失去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