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恩仇

　　一場充滿政治吊詭的商業調查案，終于將臺積電、聯電和中芯國際三強之間的利害糾葛曝光前臺。臺海芯片業的前途命運，在波詭云譎的兩岸氣候和企業大佬們恩怨情仇的扭曲變形下，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本刊記者 李波|文

　　暗戰已經結束，冷戰正式開始。

　　2005年2月25日是令臺灣聯華電子董事長曹興誠感到奇恥大辱的日子。這天下午，當年主持調查中芯國際與臺積電商業間諜案的臺灣新竹地檢署法官陳榮林帶領120余名調查員，兵分9路對聯華電子展開大搜索，取走許多賬冊資料和計算機檔案。包括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在內的全體員工，頓時懵懂。與此同時，聯電副董事長宣明智以及大陸和艦科技董事長徐建華的臺灣住所也遭到有關方面“搜索”。徐建華16日還遭“拘提復訊”，隨后獲保釋，但仍被禁止出境。

　　根據新竹“地檢署”的說法，有人檢舉聯電掏空人才、技術，私下將高端芯片制造技術轉移到大陸，涉嫌違反“大陸地區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此外將訂單轉移和艦公司，涉嫌背信以及違反“證交法”。

　　曹興誠隨即連發兩道公開聲明，先是指稱舉報者可能系中芯國際方面派遣的“臥底”。曹同時指責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當年以超過合理價格5倍收購世大積體，令張汝京攜巨資轉投大陸更是禍起的根源。曹亦自辨和艦為聯電的“友好企業”，雖屬有意襄助，但無直接投資，只為合法繞道當局的政策“管制”，為將來聯電進軍大陸搶先卡位。接著，又指出檢察官陳榮林曾在臺積電贊助的學校中學習法律，而陳還曾是臺積電副總裁兼首席法律顧問理查德·桑斯頓(Richard Thurston)的學生。由其辦案恐失公正。

　　4月伊始，臺灣當局以中芯國際董事長張汝京“非法”到內地投資為由，對張汝京個人(而非張汝京擔任董事長的企業中芯國際)，作出了處以500萬新臺幣(約合15.9萬美元)罰款的判罰。臺灣“經濟部”在一份聲明中稱，張汝京2000年在上海創建中芯國際，該計劃沒有得到中國臺灣當局的批準，聲明還稱，盡管張汝京是美國公民，但他在臺灣有住所，因此有關的投資限制適用于他。聲明強調，“如果他(張汝京)沒有在6個月內撤回資金，他將被重復處罰，直至遵從命令為止。” 而業內的普遍觀點是，臺灣當局對張汝京處罰的執行力有待考察。

　　臺灣高科技企業投資大陸的高度敏感，起源于臺灣當局的“戒急用忍”策略，其核心意思即為：限制高科技行業對大陸的人才和技術轉移，以保護臺灣當地經濟的“發展安全”。

　　因為此事，臺灣和大陸之間就跨海高科技投資的敏感神經，已然被挑起到極致。現今幾乎占領了全球芯片代工市場超過80%的前三名臺積電、聯電和中芯國際，三家公司無一能夠幸免于故事之外。截至本刊記者近日赴蘇州和艦采訪，其關鍵人物如董事長徐建華等，仍未獲批返回大陸。

　　而在兇險無比的政商博弈，以及張忠謀、曹興誠和張汝京三位傳奇人物的多年恩怨背后，到底還隱藏著什么？情勢如何發展？一連串棘手難題的解鈴關鍵又在何處？已然令臺海芯片業界人士陷入沉思。

　　政治的畫皮

　　幾乎所有接受《環球企業家》采訪的臺灣人士都認為，“和艦事件”并非有人告密。一位半導體資深人士說，“即便是在臺灣當局，和艦與聯電的關系也是公開的秘密。”而“和艦事件”最終釀成，則屬于“臺灣當局高層政治游戲的結果。”

　　香港半導體業的一位資深專家向《環球企業家》講述了“和艦故事”的另外一個版本：在決定以和艦為先頭部隊進入大陸市場之時，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已經“擺平”了包括臺灣立審委在內的各個要害部門。“這個風險，他是評估過的；如果臺灣當局真要查封他在臺灣的廠，而他又覺得無法處理，他能來和艦嗎？”該人士說，“事實上，對曹興誠來講，這次事故也是突發事件，是他沒有預料到的。應該涉及最高層面的政治需要。”

　　據貼近曹興誠的人士描述，曹興誠雖然出身工科，但文才極好，且擅經商，屬于“文武雙全之人”；但由于從未離開過臺灣，加之性格向來耿直，最終令自己成為一個“曹操式的人物”，曹也因此在臺灣被普遍贈以“梟雄”之稱。

　　接受采訪的人士也向《環球企業家》暗示，和艦事件最終發生，正是與曹興誠的耿直相關。曹曾任國民黨內閣參贊，而在民進黨上臺之后，曹即便是表面的變通都沒有過。“這就是沒把個人身份和生意分清楚了。”一位臺灣的評論人士說。

　　事發后，曹信誠把矛頭指向中芯國際和臺積電，也被臺灣業內人士判讀為“這可能是曹要轉移外界焦點的一種做法，以便幕后與政府談判”。

　　外部普遍描述，在中芯國際建廠14個月后的2001年6月，曹興誠的一次“江南游”激發了其投資大陸的必要性和迫切感。同年11月，和艦成立。

　　而據《環球企業家》的大量采訪，曹興誠對大陸市場的前瞻，絕不晚于張汝京。知情人士稱，曹興誠起意投資大陸，至少在1998、1999年。“如果說張汝京來上海，是因為在臺灣沒有空間，轉而希望做大陸的‘臺積電’，那對于曹興誠來講也是如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臺灣半導體分析師說。超越臺積電，是曹興誠畢生的夢想。而只有借助內地，他才有扭轉乾坤的可能。

　　事實上，早在2000年前后，曹興誠就曾試圖以參股方式進駐上海貝嶺。其時，上海貝嶺8英寸芯片廠在建，但八英寸芯片廠對當時只有一座四英寸廠的貝嶺來說，是極為陌生的領域，若無外力支援，以貝嶺的經營團隊，恐難順利營運。此時曹興誠閃電介入，希望以設備提供及技術支持形式參股，并參加了當年上海貝嶺母公司上海華宏的董事會議。

　　但此事后來不了了之。有了解曹興誠的臺灣半導體經理人對《環球企業家》稱，“與曹興誠合作，向來很少有人能夠爭得主動權；可能是曹有關未來主持上海貝嶺的的愿望與中方不符。”

　　但此時正值國內大力提倡發展半導體業。不久，曹興誠便接到了另一通投資大陸的邀請電話。2001年6月，聯電“三巨頭”曹興誠、副董事長宣明志以及常務董事劉英達齊齊現身蘇州。蘇州市副市長王金華一路陪同，警車開道。7月12日，和艦控股成立；同年11月，占地1.3平方公里的和艦蘇州廠區，開始破土動工。和艦董事長徐建華原來是聯電八英寸芯片廠的副廠長，2001年底離職，隔年三月投入和艦，成為和艦“名義上”的掌舵者。同一時間，臺積電副總執行長曾繁城猛烈批評臺灣政府抓不到偷跑業者，質疑政府政策是“困住合法廠商，便宜市場偷跑的人”。

　　亞洲華爾街日報在2002年的一篇報導中就指出，和艦創始團隊來自聯電，文中透露記者打電話向和艦董事長徐建華求證，電話竟是撥至聯電新竹總機，再由總機轉至徐建華分機，以此隱喻和艦與聯電的臍帶關系。

　　而此后，在聯電的內部文件中，一個“NHK(北香港)”的代號已開始頻繁出現。和艦的成立，令曹興誠興奮無常。在2001年7月2日發給聯電員工的郵件中，曹如此描述：“自6月6日本人回任董事長之后，每日清晨即起，披衣工作，至就寢尤感欲罷不能；所以如此興奮，乃是感到逆境之中，處處皆是轉機，故覺有趣無比。”曹當時將這些轉機稱作是“逆增上緣”，鼓勵聯電員工要和他同樣充滿戰斗力。今年2月18日，曹興誠在親筆撰寫的公開說明中聲稱，“如何不違反政府規定，又能達到我方策略需求，考驗著我們(指聯電)的經營能力。”

　　老二的命

　　“我也是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我比較理解老曹。你要知道，在臺灣，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就是，我要存活。”一位駐大陸的臺灣半導體資深經理人說。曹由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后，任職工業研究院，從基層研究員一步一步做起。而曹興誠的“要存活”，最終演繹成為聯電“彈性、靈活”的企業理念。參照和艦過去三年多來的成長，曹興誠的考驗，就是如何在法律的夾縫中，透過資金、人才、技術、設備的安排，協助和艦快速茁壯，達成領先龍頭大廠臺積電進軍大陸、順道打壓后頭追兵─中芯國際的目標。

　　只是曹興誠沒有料到，這一如意算盤卻在春節之后被完全打亂。這無疑讓競爭對手臺積電的董事長張忠謀大松了一口氣。而根據臺灣媒體描述說，張被曹視為“一生的敵人”。

　　曹興誠至今不忘他與張忠謀的過節。據曹的表述，曹興誠可謂是最早看到芯片代工行業前景的人士。還在張忠謀任德州儀器副總裁的時候，曹興誠便擬定了進軍芯片代工的計劃書，并轉交給張評估，當時，張掛職臺灣工業研究院董事長。但張在審閱計劃書之后，卻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打回。

　　《環球企業家》在采訪中得到的一個后續版本是，1985年，張忠謀受臺灣工業研究院的邀請，出任該院董事長職位，隨后，張又兼任聯華電子董事長，位居曹興誠之上。此時，張忠謀手下，已經有三家企業，分別是世界先進、臺積電和聯電。張對三家公司進行了以下分工：世界先進進軍DRAM領域(后在張忠謀的主張下轉入代工，現為臺積電第17廠)，臺積電主事芯片代工，而聯電，則以IDM為主營業務。

　　由于聯電被安排的IDM業務此前一直下滑，且處于“夕陽產業”，此分工引起了曹興誠等人的強烈反彈。此后，曹興誠與現任聯電副董事長的宣明志聯手操縱董事會，最終將張忠謀逼出聯電。“張忠謀是被曹興誠罵出去的，在董事會上，曹興誠是指著張忠謀叫他走人。”一位知情人士說。而張忠謀退出后，曹興誠力主聯電切入芯片代工，兩家企業也成為正面競爭對手。

　　業內人士日后評價臺積電是一個文化開放的美式公司，而聯電是一個人治的企業，比較中國化，經常是一把手說了算。此后，在臺灣，兩家公司和兩個企業大佬之間的意氣之爭頻頻發生，已然成為臺灣報界一景。

　　可以引以為證的是，2004年，臺灣最大的民營企業鴻海電子董事長郭臺銘女兒出嫁，幾乎所有臺灣商界知名人士都有到場。但即便是在這樣的場合，張忠謀與曹興誠，也未同時現身。

　　不過，梟雄如曹興誠，在與臺積電的爭奪戰中，卻從未搶得先機。聯電最為接近臺積電的日子，是在2000年前后。此期間，曹興誠以迅雷之勢達成與11家IC公司的結盟，成立了三家芯片代工廠。臺積電接受本刊采訪的人士回憶說，“此時，聯電的產能已經相當于臺積電的80%。”

　　在意識到產能不足和聯電的競爭壓力后，張忠謀首先收購了宏施振榮旗下的德基半導體，而此時，當時臺灣排名第三的世大積體落入聯電或是臺積電手中，也成了兩家公司決勝的關鍵。

　　在臺積電與聯電的緊張爭奪中，由世大積體委托的一個中間公司出現在二者眼前。據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該中間公司最先接觸的，是曹興誠的聯電。

　　而此前，臺積電曾主動與世大積體洽談,但未有結果。臺灣報章在描述個中情由時說，原因之一是個中牽涉派系斗爭，“世大總經理張汝京曾是德州儀器派駐臺灣興建德基半導體的成員。后來中華開發延攬他負責參與世大建廠，他就向德基的老同事招手。估計德基約有100人以上的工程師轉而效投世大。這些有創業心的人，寧為雞首勿為牛后。”

　　這也是本刊截至到目前了解到的，張汝京與張忠謀恩怨的最早可能。而此后，也有內部人士從反面給予證實：在臺積電完成對世大積體的收購之后，張的原班人馬，均未得到臺積電的重用。

　　而中華開發最終決定出售世大積體，除了臺積電的“誠意之外”，核心則是世大積體本身的困境。其時，世大積體虧損在200億臺幣以上，而更重要的是，“世大積體的運營效率非常低。股東已經不敢向里面投錢。”一位知情人士說。

　　當張忠謀拋出超過曹興誠心理底線5倍的61億美元天價收購世大的時候，聯電也只能自嘆不如。而與世大失之交臂的曹興誠，不僅失去了與臺積電決勝的先機，更在自己身后平添了一個追趕對手。

　　教父張忠謀

　　迄今為止，臺灣投資大陸的芯片代工廠中，唯一“合法”的只有張忠謀的臺積電所屬的松江8英寸芯片廠，獲得臺灣當局的批準。

　　這得益于張忠謀的為人“穩妥”。盡管張為臺灣人，但很早就離開臺灣。他畢業于哈佛大學，后轉入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所，此后又獲得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自24歲起，張便開始接受美國企業的運營理念，曾歷任德州儀器副總裁等職位。

　　這是唯一一位真正獲得了行業認可的“教父”級人物。臺積電起訴中芯國際的案件發生后，有美國報紙評述說，這不啻于將張汝京的知名度“從一年級提升到八年級。”

　　而曹興誠至少需要向張忠謀學習的，則是張忠謀處理政商關系的絕妙。業內人士稱，代工行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否則必死無疑；但是如果捆綁太緊，則因為行政干預等可能導致另一種死亡。

　　“而張忠謀在這方面的表現，顯然比大多數從事半導體業的職業經理人都要優雅的多。”一位業者描述說。

　　臺積電的前期，政府股份占據很大比重，但隨著臺積電的不斷設計，目前已經低于9%；臺積電也不與任何一個政黨捆綁，“與其問臺積電跟哪個政黨關系好，不如直接說，只要是執政黨他們的關系就好。”一個前后比照就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雖然曹興誠任職內閣，但當時的“政府總理”蕭萬長訪問大陸，隨行的企業家中照樣有張忠謀；而現在，雖然執政黨已經變換，但“臺積電仍然是政府在拉升股市時候的風向標。”

　　當曹興誠為投資大陸而急于尋找各式辦法的時候，張忠謀看似八風不動。只在2001年9月，每年一度的威盛半導體論壇上，張忠謀一改以往以英文形式演講的風格，花了半個小時用中文闡述當局放開對大陸投資限制的必要性。一年后，曹興誠在蘇州的和艦開始試產之際，臺積電正式向當局提出赴內地投資案。2003年1月，投資法案獲批。臺積電可以不受干擾的在內地設立一座8英寸晶元廠，前提是，不得使用0.25微米以下的技術。

　　事實上，三家之中，對大陸半導體市場的考察，最早莫過于臺積電。1995年，張汝京第一次到訪大陸，張忠謀的“左右手”曾繁城就已經走訪了各地半導體產業，而此后，曾幾乎養成了“每年必到內地登山、讀書”的習慣。

　　據一份經《環球企業家》多方努力獲得的臺積電內部資料顯示，臺積電對投資大陸市場，在綜合了包括政治在內的多重因素考慮后，此前一直界定在“密切關注”的范圍。在政治之外，張忠謀對大陸市場的認識是：雖然大陸市場前景看好，但本地的設計公司并無突出者，從服務客戶的角度，暫無大必要投資設廠。直至2000年以來，臺積電才定下到大陸設廠卡位的決策。

　　“這正是張忠謀雄才大略的地方。事實上，國內的IC設計公司，要起來還需要很長時間，而現有的設計公司，絕大部分用的，也還是0.25微米的技術。臺積電并沒有因為投資法律的問題受到任何牽制。”香港的那位專家說。“大陸市場，張忠謀對聯電是算死了的，現在唯一看不準的，可能就是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惹了誰

　　在中芯國際剛剛創辦的時候，業界曾經有一個笑話：說張汝京為什么要在大陸從事芯片業呢？因為張忠謀是臺灣半導體之父，張汝京已經沒有機會做這個位置了。所以張汝京跑到大陸來，因為他希望將來把大陸的芯片業做起來，這樣可以壓過張忠謀。

　　如果說中華開發出售世大積體還有另一重原因，那就極有可能是一位前臺商協會會長向《環球企業家》描述的版本：張汝京就任世大積體總經理后，曾在美國注冊一家公司；張同時安排該公司與世大積體合作，共同開始進行在大陸的合作。

　　“事實上，在中芯創辦之前，張汝京就已經投資大陸了。”該會長說。而2003年，在臺灣當局對張汝京開出的罰單中，也非直接指稱是“中芯國際”，而是“通過誠宇創投進行的中芯國際”。顯然，此事違反了臺灣當局的“戒急用忍”政策。“中華開發為了擺脫自己的干系，就動了出售世大積體的主意。”

　　而香港知情人士也稱，在張汝京在大陸建廠之前，張曾先考慮過香港。“當時特首問我，張汝京向他提到在香港設廠的建議，你說該不該讓他設？我說十年之內肯定有一個500億的市場，關鍵是我們能得到多少份額。但特首說，我問過張忠謀了，他說肯定沒戲。我說他肯定這么說啊，你要知道他為什么這么說。比如聯想收購IBMPC部了，那么這個收購到底成功與否呢？比如戴爾就說這是我見過的最愚蠢的收購。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很害怕。”該人士說，“當時，它還不叫中芯國際。”

　　此后，張汝京定心在內地發展。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短短四年內建了7座芯片廠，并實現了美國和香港兩地上市。

　　那么，中芯國際到底能夠威脅到誰？

　　中芯國際宣布第一個單月達到盈虧平衡后，在臺積電內部的一次會議上，張忠謀向部屬如此下結論：“張汝京起來了。”不過在張忠謀說此話的時候，他的手指停留在一張叫做“芯片代工廠競爭力演進表”的“capability”的方框里。這里屬于芯片代工廠競爭力演進的第三層，第一層是資金總量，第二層是產能。“他已經活下來了。”臺積電(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應誠接著說。

　　不過中芯還遠談不上威脅聯電或者是臺積電。資料顯示：2004年的芯片代工市場，臺積電占據48%的市場份額，聯電雖不及臺積電一半，但也占據23%，而中芯國際，則位居新加坡特許半導體的7%之后，市場份額為6%。

　　而如果從工藝角度來分解，0.13微米，90納米領域，前三名均分別為臺積電、聯電和IBM；僅在0.18微米工藝上，中芯國際占據了9%的市場份額，位居聯電之后。

　　若再從中芯國際本身的營收構成層面，則更難令人樂觀。知情人士稱，目前中芯國際來自DRAM的業務收入，占據公司營收的40%以上。“甚至不算純粹的芯片代工廠。”

　　但自中芯成立以來，臺積電防堵中芯的各種策略都是“最高規格”。例如，在臺積電下單的部分客戶，也有其它產品下單在聯電或特許，臺積電對此狀況都算能接受，但不少客戶就曾接獲臺積電“明示”，哪里都可以轉單，就是不準下到中芯。

　　臺灣拓撲產業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盡管高端芯片制程技術臺積電、聯電還占有優勢，但平均成本比臺積電要低10%的中芯已經在0.18微米以上制程技術啟動三波價格戰。

　　但中芯國際雖然此前取得不俗表現，與市場大市行情密切相關。而從其客戶類型分析，54%為IDM業者，其中多為中芯國際此前“以股權換技術”產生，中芯必須為其保留穩定產能，這將影響其產能彈性；而在行業不景氣的時候，這些IDM會優先將訂單給自己的Fab，中芯由此將面臨很大的抽單風險。

　　而在semi資深分析師倪兆明所言的“開發自己的工藝能力是代工廠的核心競爭力”方面，中芯國際更是乏善可陳。——在0.13微米及以下技術方面，中芯的市場占有率為零。

　　2005年年初，在繼臺積電的商業訴訟案件之后，美國進出口銀行單方面擱置了此前有關中芯國際貸款20億購買設備的資料申請。盡管臺積電人士評價說，此事對中芯不會構成大影響，卻也可從中見識到中芯國際面臨的環境復雜。

　　導致美國進出口銀行暫不受理中芯國際貸款申請的是一家名叫“美光”的美國公司。據中芯國際人士介紹，該公司董事局主席在參議院有極深背景，該公司以中芯國際涉嫌不利競爭為由，游說參議院，并最終影響貸款申請。不過，盡管美光為美國最大DRAM商，中芯人士否認業務與其競爭的說法。

　　而未來能夠真正影響中芯國際發展的，可能還是張汝京本人。一個經多位人士確認的缺點是，張汝京雖然懷有芯片大夢，且擅長蓋廠，但其實并不擅長經營。“把一個廠從零蓋起來，他是很厲害的。但是要說如何提高良品率這些東西，他的能力并不很強。”香港的那位權威專家說。一個例證則是，據知情人士介紹，臺積電在進駐世大積體之后，發現處處存在隱患，“臺積電的人那段時間輪流值夜班，不敢有人睡覺。”而其運作模式，更是被臺積電的人形容為“太不行了。”

　　而張汝京另外一個令外界擔憂的問題則是，張不擅長授權。有消息稱，即便現在，有很多中小型的項目，都是張汝京親自過去報價。正因為此，張在創辦中芯國際后，當年世大積體轉戰而來的200多人中，幾乎沒有當年直接向張汝京匯報的人。“這是做大公司的致命弱點。”該人士評價說。

　　堪為佐證的是，蘇州和艦在產能達到16000片的時候，就已經實現了單月盈虧平衡，而中芯國際，是在月產能達到6萬片后才實現的。

　　叢林法則

　　上個世紀90年代，臺積電的張忠謀將芯片代工行業的規律總結為“進入難，退出更難”；而其上海公司的總經理趙應誠，則將現在的狀態總結為“進入相對容易，但活下來難，退出更難”。

　　例如新加坡特許半導體盡管有新加坡政府的強大財力支持，但市場第三的地位已將不保，截至去年末，其總資產仍然為負數；聯電雖然占據市場第二，但在市場稍微不景氣的情況下，就會發生虧損。而用趙應誠的話說，即便臺積電占據市場近50%的市場份額，但“我們并沒有像其他壟斷行業過的那么滋潤，仍然是小心翼翼的。”

　　而政府的積極干預和支援一不小心就成了一把雙刃劍。

　　2002年9月，在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的1億美金的支持下，中芯國際開始在北京設廠。知情人士稱，在北京設廠，張汝京原本是反對的。“我一直在觀察張汝京，當時聽到他反對，覺得這個人還是挺不錯。”由于北京水源有限，而空氣質量也不好，且上下游的產業鏈幾乎沒有成型，其實不宜設廠。

　　但最終，中芯國際還是在北京設廠。“除了中芯國際，可能不會再有第二家公司到北京設廠了。”一位業內人士評論說。除非政府部門支持，否則在北京設廠的運營成本，將非常高。

　　在和艦事件發生后，曹興誠公開批評說“由于張個性好大喜功，經常信口開河、喜好吹噓，如配合大陸地方政府積極發展集成電路工業之雄心，恐怕會造成盲目擴充，導致產能過剩、惡性競爭，使兩岸IC 產業同蒙災難之后果。”

　　張汝京希望借大陸市場以及政府的支持，成就本身的“中國臺積電”夢想。但事實上，中芯國際雖然對外宣稱國內訂單已經占到公司營收的10%，如果除去香港地區，內地的訂單實則低于5%。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行業，所以，從一開始，就最好遵守世界性的游戲規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芯片代工廠總經理評價說，“這不是一個有錢，有政府支持就能夠起來的行業。908(指政府投資的無錫華晶廠),909(指華虹NEC)的失敗，就是如此。”

　　在這個商業間諜真真假假，員工跳槽相當頻繁的行業里，更要命的還包括涉及知識產權的法律官司。

　　2003年12月29日，臺積電向美國加州聯邦地方法院提請控告中芯國際侵犯專利權及竊取營業秘密。臺積電顯然有備而來，選在美國圣誕假期前最后一個周五遞出訴狀，時機挑得讓被告毫無防備，不僅選在中芯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上市審查程序的緘默期，且美國律師事務所也多半處于休假期間，兩三天內被告較難搜羅到完整訊息及諮商意見，掌握完整狀況。2005年1月31日，雙方達成訴訟和解。中芯國際以6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臺積電共1.75億美金。

　　雖然中芯國際總裁特助俞寧在接受本刊采訪時稱，該協議并不表示中芯侵權，而是“雙方未來達成某些專利共享，而臺積電又比中芯專利多，特予以補償”，但據內部人士透露，雖然表面是以“和解”名義對外，實則中芯侵權。而臺積電的表述，基本無誤。

　　臺積電的人士稱，這是臺積電第一次就商業機密問題訴訟其他公司。“即便我們跟聯電對咬，我們也從未用到法律手段。”

　　知情人士描述的細節是，劉蕓茜確屬中芯“臥底”；劉曾為世大積體員工，臺積電入主后，劉則留在臺積電任工程師助理。中芯國際成立后，劉便開始傳輸內部資料給中芯。劉被發現，乃是因為在某次以電子郵件發送臺積電商業機密時，被臺積電的IT查獲。此后，臺積電迅速展開對劉住所的搜查，并在其電子郵箱內發現一封來自中芯國際位置僅次于張汝京的運營副總裁，加拿大人Marco Mora的郵件。Mora在郵件中要求劉，“我們有以下……技術急切需要解決，望盡快拿到資料……”等字樣。

　　據該知情人士的描述，與臺積電的和解案，自然也非中芯國際的官方描述，“這個協議，其實只基于0.18微米的技術層面，且如果臺積電發現中芯國際的類似行為，照樣可以起訴。”

　　據說，上海市政府在協調雙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臺積電當時的確受到某些暗示，而后來，張忠謀自己就說“Enough is enough。”

　　“三家之中臺積電現在還是老大，可能未來10年也是。總的格局將是臺積電在前面走，后面的在追。聯電在業務量上和臺積電是越來越遠。中芯國際未來幾年追上聯電的機會很大，今后曹興誠的日子可能最難過。”那位香港芯片業專家下了如此判語。(本刊記者谷重慶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