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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許多國家都有“硅谷夢”，中國也不例外。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中國的歐洲，為什么也沒有建成高技術企業密集發展的“硅谷”？本文從具體小毛病出發，揭示了歐洲各國創業環境與美國硅谷的巨大差別。這或許對我們會有所啟示。
上個世紀90年代，歐洲大陸曾掀起一場以美國硅谷為藍本的“模仿秀”。從赫爾辛基到慕尼黑，幾乎每個大城市的郊區都有一個類似硅谷的高科技產業基地。可惜的是，這些“
孵化器”至今無法成為第二個硅谷，孵出來的自然也不是歐洲人期望的“金蛋”了。
在歐洲地圖上，可以很容易找到英格蘭劍橋郡附近的“Silicon Fen”、蘇格蘭格拉斯哥附近的“Silicon Glen”以及法國索菲婭·安蒂波利斯地區的“Cote du Silicon”，這些地方聽起來的確和“Silicon Valley”(硅谷)有些關系。最近幾年，它們見證了歐洲高科技產業被美國、亞洲同行甩在身后的殘酷事實。
就目前狀況而言，劍橋地區是歐洲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中心，但規模只有硅谷的1/6，無論是創業公司或者風險資本，在數量上都相差甚遠。盡管歐洲的高科技公司也多如牛毛，但在世界最有價值的20家軟件公司當中，歐洲公司只獲得了3個席位。像手機芯片制造商ARM一樣，能在某一具體范圍內充當全球領袖的歐洲公司就更為稀有。事實上，在上世紀末的高科技繁榮期，歐洲大陸并沒有涌現出類似“eBay”或“Amazon”這樣的產業巨頭。
為什么歐洲大陸不能成功復制出一個硅谷？與美國同行相比，歐洲科技創業公司的融資渠道并不暢通，盡管歐盟為統一市場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就金融領域而言，歐洲國家大多還是各自為戰，25個成員國的稅收體系和法律制度又有所不同，導致風險投資基金尋找投資目標的附加成本增加了許多。另外，歐洲科技公司在創業階段還會碰到一些“老毛病”，比如歐洲人的工作熱情永遠沒有生活熱情高，再比如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矛盾，甚至還有語言障礙。而這些問題在美國硅谷似乎都不難解決，至少所有的科技人員都愿意用英語交流。
就每一個具體環節而言，上述問題沒有一項是無法克服的，但它們匯集在一起之后就成為了一個大麻煩，嚴重妨礙了歐洲的高科技產業中心形成美國硅谷樣式的“生態群落”。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一個產業中心不能同時具有銀行家、企業家、經理人、工程師以及專業律師，那么就很難造就出下一個英特爾、微軟或者“Google”。正如倫敦風險投資商丹尼·里默所言，一個真正的科技產業中心能在一周內把寫在餐巾紙上的商業計劃書變成一家羽翼豐滿的公司。按照這個標準篩選一下，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符合標準，一個是美國硅谷，另一個不是歐洲大陸而是以色列。
歐洲人對待創業的態度也是硅谷夢難以變成現實的另一個現實原因。拉塞爾·雷諾聯絡公司負責人亞當·黑爾指出，在美國，如果一家新公司賺到了1000萬美元，它的創始人肯定希望再去賺2000萬，但很多歐洲科技企業的創始人在事業成功后大多選擇賣掉公司套取現金，而且并不打算重新創建一家類似的新公司。事實上，很多歐洲科技公司在稍有成績后都被美國人收購了，后者把公司的智力成果和知識產權帶回了硅谷或者勞動力價格低廉的亞洲，卻把歐洲當地的經營部門關閉了。
不過，歐洲人也沒有完全放棄希望，至少他們在移動通訊和在線服務的某些具體領域取得了領先地位。盡管老歐洲國家承受著巨大的就業壓力，但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則有希望成為歐洲的印度，它們同樣擁有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工資低廉的工程師，以及非常優惠的投資政策。此外，倫敦證券交易所很快就會被歐洲內部的競爭對手兼并，屆時有可能出現一個歐洲版本的“納斯達克”，將大大有益于歐洲科技創業公司的融資活動。
上文提到的ARM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播種”公司，其員工在離職后先后成立了50家新公司。ARM的創始人赫爾曼·豪森自己也成立了一家擁有2.88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公司，專門支持歐洲境內有潛力的科技創業公司。(記者 王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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