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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何磊
記者了解到，目前市場上“企業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在各個媒體供職的記者、編輯。“在中國，許多大企業、大老板都給自己樹碑立傳，許多有名氣的記者都給大企業樹碑立傳。”一名財經媒體的記者說，小記者給企業寫消息，大記者給企業寫傳記，這已經成為財經媒體的一道景觀。
或許正是“熱銷”的緣故，企業書為許多出版社所青睞。記者從中信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環球企業家》雜志記者吳阿侖所著的《105億傳奇———黃光裕和他的國美帝國》一書剛剛印刷完畢。此外，下個月，這家出版社還將有“一堆”關于企業的書要出版。
有人羨慕這些能拿到高額版稅收入的記者，有人虔誠地捧著這一本又一本企業史，但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說，記者和作家一定要愛惜自己多年積累起來的聲譽。他說，西方的記者，連企業的飯都不敢吃，更何況給企業樹碑立傳。
“我相信沒人會請我，但即使有人請，我也不敢去寫。”曾有過多年記者經歷的展江博士說，記者、作家的職業屬于公共領域，一旦與資本親密接觸，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積累的公信力出讓了。他說，企業是利益集團，以贏利為目標，與他們過于親密，有悖于記者和作家的獨立立場。
系統研究過西方新聞史的展江博士介紹，在西方，記者、作家揭露一個企業或財團的發家史，是主流，但為企業樹碑立傳則是極其罕見的。他奉勸國內的記者、作家，面對企業的邀請，一定要慎之又慎。“市場機制下廣告和公共關系的侵入導致了傳媒的再封建化。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發展到商媒勾結和官商媒共謀，以至于傳媒難以充當公眾期待的社會轉型守望者的角色。”這是展江博士在不久前一篇論文中的一段話。
徐泓是北京大學財經新聞研究中心主任，在她的印象里，西方的優秀記者比較多的是寫人物傳記，或者揭開一些問題企業的丑聞，“我沒看到過西方的所謂企業史”。“人家的人物傳記絕不是光榮榜。”徐泓說，國內也有許多記者寫人物傳記，但大多是應景之作。
在徐泓看來，國內現在涌現出一大批記者、作家操作的企業史，是不正常現象。首先，中國的企業發展時間還不長，遠遠沒到總結的時候。其次，現有的企業書基本上都是一些企業的“光榮史”，而不是對企業進行客觀、深刻的解剖。許多企業書都是站在企業的立場上寫發展史，缺乏獨立客觀的立場。但她認為《聯想風云》值得一讀，作者的功力比較深厚，視野比較開闊。
徐泓從兩個層面對現有企業書的客觀性進行了分析。
其一，現有的企業書大多消息源過于單一，許多只采訪了企業的幾個創業者。她認為，一本有價值的企業書，必須有多個信源，不能只采訪企業一家，或者只采訪與這家企業有利益關聯的人和組織。“中國企業的發展太復雜了，信息源單一就很難客觀地表現一家企業”。
其二，現有的企業書大多都是倉促成書，太單薄了。徐泓說，目前許多企業書都是在這家企業成立多少周年或發生較大事件時出版的。從書的內容看，成書時間非常倉促。從出版時機看，則直接為企業公關服務。
在徐泓主持的北京大學財經新聞研究中心，每年都有10名左右的優秀財經記者到設在這里的財經班接受培訓。“我不會鼓勵學生去給企業樹碑立傳。當然，如果是一家快要破產的企業，倒可以解剖一下。”徐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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