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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國內的企業家曾經說過，“食品行業是個道德良心的行業”。我想這句話站在企業的立場是對的。但從公眾的立場來說，“道德良心”可能還遠遠不夠，因為“德”能德于人，并不能使人“德”。食品安全問題，已經隨著食品供應鏈愈來愈全球化發展而變成一個政治問題，甚至上升到了國際政治的高度。
亨氏、聯合利華、麥當勞等一些國際知名企業所扯進的“蘇丹紅事件”，也只是食品
安全問題的冰山一角。2004年5月，一部名叫《給我最大號》(Super Size Me)的紀錄片就直把矛頭對準麥當勞。這不是一個華氏“9·１1”式的噱頭，實際上，這是美國民眾對與健康已漸行漸遠的美國食品工業發起的成千上萬次抗爭中的一次而已。
《食品政治》一書的作者內斯特爾經過細致的調查和研究后認為：“食品業者利用廣告制造飲食習慣和個人抉擇，非廠商審慎操縱假象，消費者看得懂廣告內容，卻不見食品業者在國會、聯邦機構、法院、大學和專業組織幕后‘使力’的一面”。
美國是一個立法嚴密并且執行嚴格的國家，然而依然還是有很多食品公司的股東將他們的利益置于公眾健康的考慮之上。食品公司將制造和推銷他們出售的產品，而不顧它的營養價值或對健康的影響。在這方面，食品公司幾乎與煙草公司沒有差別。他們游說議會取消他們認為對他們不利的規定，他們對聯邦管理機構施壓不讓他們實施這些規定。而且當他們不喜歡管理部門的決定時，他們就提起訴訟。食品公司通過贊助專業機構和研究來籠絡食品和營養專家。他們通過直接向兒童、少數群體成員以及發展中國家推銷來擴大銷售，不管這些產品是否可能改善人們的飲食。
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就不僅僅需要面對本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還需要面對第一、第二世界國家向他們推銷有安全問題的食品。“二惡英”、“瘋牛病”、“蘇丹紅”等等的事件在最近幾年走馬燈式地在中國上演，這只是這些歐美國家食品安全與食品政治問題在我們國家的一個延伸。在國外被人稱作是“垃圾食品”的普通快餐，進入我國以后就能“鯉魚跳龍門”成為高檔食品、富人食品，出事之后品牌效應依然卓著，這究竟是為什么？還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我們去關注：為什么此次洋快餐“涉紅”事件僅僅在中國范圍內發生？假如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已經相當完善，那么又是哪個方面存在著問題？
誠然，我們習慣于開展“救火式”的食品安全監管工作，但是這已經明顯背離了整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食品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食品衛生安全只能依賴于一個相對獨立的政府監管機構，一場讓有毒有害食品滅絕的戰爭必須憑借國家力量來打響。就目前而言，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剛剛開始，離我們最終要構建一個理想的安全食品王國的目標還有相當漫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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