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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企業可以質疑數據真實程度，卻不會首先對分析模型發難。在自然界，如果一種動物身體柔軟，大多有一個堅硬的外殼，比如蝸牛；在數據供應領域，數據真實性和科學性不足的情況下，也需要一個外殼，那就是分析模型。
國內一些數據供應機構，在指數項目開展之前，首先會完善研究模型和分析方法，動用大學里的教授，動用統計學的專家學者，動用平常沒有人使用的數學公式，目的很簡單：
樹立壁壘，尋求學術保護。
我們相信，即使是前面地產商提出的新報告，也沒辦法從分析方式上把國統、中房的指數系統全盤否定。分析模型的軟肋在于成果的使用價值和分析角度。對于企業，無論數據提供者如何宣傳他的研究體系，首先要回答給自己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什么？因為分析不當的數據給企業帶來的不只是迷茫，甚至徹底誤導決策。
例如2004年，一家調研機構提供的地產銷售調查，數據上通州地區的別墅銷量良好，其中一個售磬的項目有61.5%客戶來自北京，其他來自外地，北京客戶的男女比例為69.2：30.8，其中高等教育人群為46%，中等為38%，初等教育16%，公務員比例為……，建議針對中等學歷的男性公務員進行重點宣傳。
實際上，這個項目只有13套此類別墅，且所謂的宣傳重點，也只是兩個互為同事的公務員為領導買了兩套別墅而已，像這樣近似荒誕的數據產品實際上比比皆是。
采訪中，專家對《中國財富》表示：數據分析的尺度，行業數據標準的建立，將最終取代各自為政的營銷指數系統和紛繁的研究模型，未來的數據提供領域，更大的市場將屬于充分結合營銷實際，即相互連通而又互相獨立。
夸克之“死”
新聞背景：中國第一次調研行業道德自律事件
2004年，北京夸克市場研究有限公司以經營不善為名，拖欠數家下游執行公司款項，其中四家把北京夸克公司舉報到中國信息協會市場研究分會。市場研究分會出面協調后，于2004年12月通過網絡公布了對北京夸克公司的“聲討”意見，引起了業內極大反響，夸克北京公司停止營業，股東王瀚俊負債回到廣州。
這次由中國信息協會市場研究分會發起的“協會之變”，竟然可以讓1個國內10強之內的調研品牌瞬間崩潰，調研公司股東王瀚駿在一片追債聲中離開北京，北京夸克處于停業狀態。首次市場調查行業自律的大棒打倒的竟然是夸克(中國)，這個結果恐怕是秘書長何建新也始料不及的。
中國信息協會市場研究分會何建新出手后的第49天，夸克(中國)從中國調查行業蒸發，北京、上海分公司業務停止、聯系方法全面消失；王瀚駿徹底出局了。
2005年1月25日，《中國財富》輾轉撥通了身在廣州的北京夸克市場研究有限公司股東王瀚駿的手機。這位擁有北京、上海、廣州3家夸克公司的掌門人，如今也只能回到當年起家的廣州，如同受傷的鳥，偃旗息鼓，飛回南方，在煎熬中度過這個多事的暖冬。
夸克欠款 協會拔刀
2004年12月1日，中國信息協會市場研究業分會正式公布了一份聲明，標題為：譴責北京夸克，質疑廣州夸克——協會對北京夸克拖欠代理公司執行款項的處理意見(以下簡稱《處理意見》)，《處理意見》中披露了4家調研執行公司舉報北京夸克公司拖欠調研執行款，違反合同的事實，并公開的“譴責”其“惡劣行為”。從12月初開始，這一事件對夸克產生無形的壓力遠遠超過了王瀚駿對記者所說的“二十余萬”債務所帶來的壓力，有人斷言：沒有人再會和王瀚駿進行調查合作了。
“我想通過你的媒體說：我會把債都還清楚，我從沒想賴帳。如果他們(債主)現在有活兒，比如主持人、報告撰寫，我都可以給他們做，能頂北京夸克欠的債就行！” 電話里的王瀚駿依然健談，卻掩蓋不了無奈和艱難的境遇“其實有12家公司(是債主)，但是只有3家鬧到了協會，我覺得自己獲得了他們大多數人的諒解。我欠別人二十幾萬，而客戶欠我一二百萬啊。”說到三角債，王瀚駿很憤慨：“某大學下屬企業的戒煙貼項目，給了20%的項目款，等我全做完了，企業連人都找不到；某集團是我的長期客戶，現在都回黑龍江了，根本找不到人……”
說到以后的打算，這個曾經中國調查行業屢次口出狂言的調研公司老總說：“我每個月還一兩萬，給我點時間，我會把債還清楚，現在我換辦公室都會給大家打電話……我不做市場調查了，中國市場調查行業有問題！。”
剖析夸克之死
早在2002年，王瀚駿還在北京夸克新世界的辦公室，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王瀚駿在名片上羅列了北京、上海、廣州3地的夸克名頭。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們不相信定性調查，一切都是能量化的。”隨后，列舉了眾多的例子來證明：市場調查行業奉行了120年的定性、定量兩大方式其實應該只有定量一種。“我們不做定性調查。”三年過后，再見王瀚駿，他在電話里說：“我現在更想把量化的管理方法和模型推廣到全國。”
自稱出身寶潔的王瀚駿曾把全盛的夸克作到業內公認的全國前10位，是什么讓夸克有今日之敗，甚至要退出中國調查行業呢？難道只是“協會之變”？當然不是，《中國財富》調查發現：是調研行業的無序競爭殺死了缺乏自制能力的夸克調查。
1996年，寶潔公司委托的入戶調查，單個樣本為120元，等到2000年，調研難度增加，物價上漲，而入戶調查的單個樣本價格卻降到70元。樣本數量也在減少，造成整體調研利潤的下降。與此同時，國內調查公司的數量卻增加了近一倍，價格競爭在僅有的幾個大客戶身上展開。這部分客戶恰恰是哺育了中國市場調查行業的外資或合資客戶，他們擁有相對良好的信譽和職業道德。競爭終于還是讓大量如夸克一樣渴望迅速擴張的公司把目光轉向廣闊的民營企業市場。于是，“中國特色的調研環境”破土而出。王瀚駿說：“現在我做咨詢和培訓，沒有先期的成本投入，不用維持一定的企業外在規模。”而這個規模與發展之間的平衡卻是付出了全盤皆輸的代價。
從蓋洛普將重心轉到咨詢和培訓、新生代把咨詢作為發展方向之一、夸克調查的階段性終結，對話2005年以前10年的中國調查行業，“咨詢”這稻草真的能救命嗎？
道德之手 大象無形
接通中國信息協會市場研究業分會何建新電話的時候，他正要出差去上海，為了2005年3月的第四屆中國市場研究業雙年會與調研公司溝通。說起關于夸克的處理，何建新的聲音里有一絲自豪，畢竟在這個事件上，把一個一向被漠視的行業協會分會推向了行業領袖的神壇，網絡上洶涌的支持者不全是夸克或者王瀚駿的“仇人”，更多的則是那些對市場調查業愛恨交織的業內人：終于有人出來拿中國調查行業的道德說話。
值得關注的是，行業協會依據什么來處罰夸克？在《處理意見》中的第二條，協會對處罰依據的解釋是：根據2002年起采納的全國市場研究行業的基本準則——ICC/ESOMAR市場研究準則，“研究者不論是有意或是無意，都不能做出有損于市場研究行業的聲譽或使公眾喪失信心的舉動”。協會認為“王瀚駿作為北京夸克市場研究有限公司負責人和市場研究行業從業者，他的行為有損于中國市場研究行業的聲譽，導致一些代理公司和眾多從業者對這個行業信心的動搖。”
“動搖了行業信心、損害中國市場研究行業聲譽”，罪名不可謂不大，而處罰最多卻只能“譴責”，棉花大棒的威力在“勢”而不在“度”。
我們不想把夸克之“死”歸結成從業人員的品行，也無意給行業協會歌功頌德，只是希望我國的調研行業可以依靠自律走向成熟，而不是如同今日的夸克調查，被市場經濟的鐵律驅趕出局。
美國調研行業道德借鑒
美國市場營銷調研協會1997年5月通過的《數據收集標準準則》：
對大多數公眾和商業團體的責任
1. 不蓄意在商品銷售和觀點調查中濫用公眾信任。
2. 不主張非研究性質的活動進行銷售和觀點研究，例如：
● 不論是為了法律、政治、私人或者是其他的企圖，以獲得受訪者個人資料為唯一目的的問題；
● 不是為了研究目的而進行名單、記錄員或者名字和地址的數據庫匯編；
● 行業、商業或其他形式的間諜活動；
● 信譽等級調查服務機構或其他類似機構使用的信息；
● 利用機會向訪問者出售或促銷商品；
● 債務的收集。
3. 讓采訪者知曉對任何未成年人適用的任何特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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