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溫州人與歐洲人糾紛不斷背后的文化沖突

　　文/本刊記者 曹海東 特約記者 紀 莉

　　被譽為中國最具有商業頭腦的溫州人在歐洲遭到越來越多的抵制，直至發生西班牙埃爾切燒鞋的惡性事件。盡管溫州人中國式的超凡商業能力打敗了歐洲同行企業，但是也正是這個東西引發的文化沖突將打敗自己

　　2005年1月1日，歐洲影響力較大的華人報紙《經濟時尚導報》發表了社長陳芒撰寫的首頁文章《警種乍響：西班牙焚鞋事件給我們的警示》。該文章認為，中國商品的價廉物美是建立在一流的設備和管理以及廉價勞動力優勢之上的，它符合商品競爭的規律，當年西班牙的鞋子也是憑借價格低廉打入美國市場的。現在的埃爾切市的制鞋業是由于不合理的經營方式和產業結構而導致落后的。就算是沒有中國人來沖擊，也會有泰國人、越南人來沖擊。

　　但同時，文章也指出，“西班牙焚鞋事件發生以后，許多華人媒體都提到入鄉隨俗的話題。”與那些世界級企業在進入國外市場之前大力研究當地文化和風俗的做法相反，中國商人在歐洲不符合當地風俗，招惹當地人側目的事確實不少，違法經營的事件也屢有發生。“少數同胞在歐洲舉止過于隨意，表現令人失望。你守時，我就遲到；你安靜，我就喧嘩；你整潔，我就廁所紙巾滿地扔。一個中國大款在意大利的一家高級商場里吸煙，店主勸說無效，只好派一個專人手持煙灰缸跟隨他。”作者認為，現在歐洲發生的很多糾葛中國人的事件已經是這種對中國商人行為不滿的延伸。

　　2004年9月16日的晚上，一把火燒了西班牙東南部小城埃爾切中國鞋城價值100多萬歐元的溫州鞋子。事實上，這起極端暴力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突發事件。一直以來，華商與當地人發生矛盾和摩擦的事情在西班牙，乃至整個歐洲越來越多。如2003年初，法國巴黎11區區政府工作人員多次罷工，抗議該區的中國紡織品批發商大量購買該區的店面房，而且不講衛生，不愛護環境，致使當地社區環境變差。

　　從越來越多的針對向中國商業的反傾銷事件，直至惡性的西班牙埃爾切燒鞋事件，在中國大步融入全球經濟的進程中，將會遇到的不僅僅是市場、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沖突，更深層次、更為激烈的文化沖突將難以避免。而且文化的沖突不僅僅是發生在單純的商業領域，隨著中國商業移民越來越多地嵌入國外社會生活，這種沖突將是全方位的。

　　溫州市委黨校教授朱康對向《經濟》表示：當前溫州許多民營企業正面臨著成長性障礙。為了突破成長性瓶頸，溫州一些民營企業紛紛通過擴大商品出口、加強國際合作、中外合資經營和直接對外投資等途徑，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但是在這一國際化過程中，他們既遭遇了激烈的利益沖突，也面臨著難以避免的文化碰撞。

　　溫州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憂慮的是：我們的傳統與現代化已經經過一輪的陣痛，但是現在新的一輪已經來臨，就是區域化和全球化，能不能在全球化中求得生存，能不能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找飯吃，別人能不能給飯吃，能不能和諧相處，構成我們最大的困惑。

　　文化的沖突

　　在溫州采訪期間，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人都告訴記者，西班牙的大火是無法避免的，不是西班牙肯定還會有其他地方。

　　“以前歐洲鞋廠都寧愿到溫州來下單生產。等我們到了西歐，他們所面臨的危機感更加大，我們感覺到這個大火遲早是要燒的。”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秘書長朱峰認為，價廉的鞋子銷售迫使很多歐洲的鞋廠開始倒閉。據《經濟》了解，2002年西班牙有12家制鞋廠破產，2003年有14家破產，2004年上半年已經有26家廠家破產，企業的員工開始大規模下崗。

　　但是這決不是簡單的經濟利益沖突，因為西班牙面對的商業競爭不僅僅是來自中國，這樣的極端事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的沖突。

　　溫州人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最早的先行者，在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體制羅網下能夠殺出一片新天地，靠的是靈活變通，不守規則，打擦邊球，冒險膽大的秉性，這些東西已經深深植入溫州人的靈魂，成為溫州甚至是中國的一種社會文化。

　　在這樣文化下孕育的溫州人行為方式與歐洲人迥異，歐洲人習慣于依據規則，而溫州人在經濟行為中碰到事情，想到的首先是人事在人為，沒有什么框框。

　　也正是這點，溫州人在歐洲市場縱橫天下，一些歐洲企業難以招架。

　　浙江霸力集團總裁王躍進說，“我們溫州人的拷貝能力是非常強的，可以學習你的管理模式，包括最新的流行款式。他們對這樣的方法是根本吃不消，我們一個工廠進入他的市場，他要五個工廠倒閉。”

　　王躍進將溫州人在鞋業進軍海外概括為一種“拷貝”開始的時候是學習參觀，買他的技術、設備，設備要教我怎么用，材料要教我怎么用，買軟件要教我怎么設計。然后我還會考察與制鞋相關的機械化工行業，用一些“內應”，讓他們把這些當地鞋子最好的皮革給我，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研究他們，把產品做好后銷售到他的市場。

　　“溫州人企業家都很精明的，上個月在國外是兩個貨柜，下個月就可能增加了，而且都是不聲不響的在那里做，以至把老外的攤位買過來或者租過來。”溫州東藝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國榮說，“只要從他的市場擠進去就有個價格差，我們本身在生產的時候已經賺取了，到了那邊更能賺錢。”

　　長期與進出口貿易公司打交道的溫州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進出口公平貿易處處長周小平說，“他們進去用的牌子也是沒有名氣的牌子，隨時可以更換，今天用一個牌子，明天再用一個牌子，如果檔次高一點的，銷售渠道比較正規一點的，你想出去就比較難，當地的稅務局就要來查你，他們貨進去以后基本轉到地攤貨或者轉到其他國家。”

　　但《經濟》記者在與一些歐洲人交談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歐洲人對中國人做生意最常見印象竟然是非法，好像是被黑手黨一樣的組織所操縱的。

　　德國移民問題研究專家阿皮茲教授認為，這種看法部分是由媒體的報道所致，部分確實是人們的直觀感受。例如在對西班牙焚鞋事件的報道，大部分歐洲媒體都對溫州偽造高檔商品的不良名氣予以了強調。此外，它們也對中國商人不尊重商品的專利價值，唯利是圖予以了大量的描述。同時，在歐洲的華人企業家族式的管理和發展模式，也讓歐洲人在直觀上感到難以理解和接近。

　　自我封閉的群體

　　溫州人的商業經營方式不被歐洲人所理解是必然的，因為這完全是一種中國本土文化所孕育的，而且在歐洲的溫州人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群體，他們與歐洲人彼此有著一層厚厚的隔閡。

　　一般來說，中國商人在歐洲的發展史大都是沿著一條餐廳——雜貨店——倒買倒賣貿易的發展軌跡。出于成本、安全等因素的考慮，他們的雇員很多都是非法移民或難民，他們的工資水平往往只有雇用本土居民所付工資的一半，甚至更低。

　　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家都意識到必須依靠建立這個圈子內默認的行為準則和規范來維持彼此的共同生存。而這些來源于中國社會文化內部的道德約束和潛規則往往超越了所處社會的法律準則，以一種內在文化的合法性，一種習慣法代替所處社會的法律合法性，比如義氣、道義等約束對方。這自然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幫派意識和團伙作風。

　　據溫州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一力介紹，在歐洲溫州人聚居的地方，他們講究的是在這個“群”中的規則，生活完全是按照國內溫州人的生存方式生活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每天只要在溫州發生的事情，在歐洲的溫州人完全知道——他們的通信手段就是手機，每次吃飯的時候可以講上半個小時。“他們沒有傾訴的對象，只有給國內的朋友打電話！”

　　溫州移民在異域始終處于一種“少數族群”，他們無法進入當地主流社會，也不愿意主動進入，即使在做生意的時候，也是派其中一兩個能夠與當地人溝通的人負責商談各種訂單等，其他人只在溫州人的圈子里面生活。

　　據張一力介紹，溫州人在國外的這個圈子往往由一兩個語言比較好的人專門做溝通，負責和外面聯系包括談論價格，訂協議，發貨渠道等，談下來以后拿給溫州人來做，老板、工人到機器所有的都是溫州人圈子的，相當于把溫州人搬運了一批放到了歐洲。生活在這個圈子，他們根本不用出去和別人打交道。國內溫州人玩“雙摳”，他們也玩，老板和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就在工廠里打麻將。

　　必然的沖突

　　彼此缺乏理解與交流，沖突也就是必然的。

　　溫州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認為，在歐洲，當地人已經形成一種如火車道一樣定式性的、軌道性的、滾動性的節奏，這樣一批溫州人進去就是把這樣的一種慣性的東西給打亂了。溫州人敢于賺錢，在無奈的情況下走變通，是一種中國文化傳統塑造的商人，這樣中國特色塑造的商業文化與一種成熟市場經濟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

　　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副局長李成鋼說，“我們在國際貿易中競爭有時顯得過于直白，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你價格一百，我們一上來就報五十，讓人家有一種坐在過山車上一樣的失重的感覺。人在失重的狀態下就會有一種強烈的自我保護愿望。”。

　　中國輕工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欒春生認為，目前中國的一些企業都是采用將廉價的中國商品“直銷”到國際市場，即商品到達目的地后，不進入對方的批發零售渠道，而由中國人自己設店，直接進行批發零售的貿易方式，這種方式可以省去一些中間環節，不雇傭或者少雇傭當地員工，節約運營成本，但實質上是加劇了與當地同業甚至與當地文化地對立，極易出現矛盾、摩擦、沖突。

　　不僅是商業上，中國人還越來越大地影響到當地人的社會生活。如法國巴黎十一區原來的服裝店鋪都是猶太人、意大利人、法國人開設的，但是后來他們看到周圍全部是中國人，就慢慢退出來了，讓給中國人開。以前本來就不是服裝街，現在變成了熱鬧的服裝街。晚上運送很吵鬧，于是居民向法國政府控訴，他們的睡覺受到了影響。

　　意大利米蘭的一些人抱怨溫州商人：這么多人到我這里來干預我們，店開了這么多，我們的生活已經受到排擠。

　　在歐洲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個百年的咖啡店，最終溫州人看到地段非常好，就將其租過來，改作服裝店。這在歐洲人看來，是中國人破壞了他們的文化。

　　本土文化中的幽暗面

　　歐洲燒鞋的大火也照出了本土文化中幽暗的一面。

　　2004年11月24日，在“溫州鞋類出口發展戰略研討會”上，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副局長李成鋼也感到頗為無奈，因為他發現絕大多數貿易摩擦中多數與中國企業自身有關。“當我振振有詞地向對方提出來對方歧視中國、貶損中國產品形象的時候，對方拿出厚達幾百頁的資料，說中國商人如何在他們國家違法，而且都是有文字證據，白紙黑字，有的甚至有我們官方半官方出具的證明。”

　　西班牙事件發生后，埃爾切制鞋業協會總書記門德斯即表示，中國鞋商在埃爾切的經營過程中有四個問題：中國鞋商在進口中國鞋的時候偷漏海關關稅；中國鞋商在銷售鞋的時候，不向消費者為西班牙政府收取增值稅；中國鞋商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規定的營業時間，星期天和節假日也營業，每天的營業時間特別長，有時候甚至半夜也做卸貨等工作，這是法律不允許的；中國鞋商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規定的衛生標準，鞋店門前衛生情況不佳。

　　曾比較早報道西班牙燒溫州鞋的《溫州商報》記者朱則金告訴《經濟》雜志，西班牙著名華僑王紹基曾私下告訴他，在溫州鞋商陳九松所說的直接損失16個貨柜的貨物、價值近100萬歐元中，辯護律師季奕鴻只找到了4000歐元的貨物發票，這是非常懸殊的。溫州一位長期從事外貿進出口負責人告訴《經濟》，他們產品在報關的時候，數目會往少報，往往一個集裝箱塞得滿滿的幾種鞋，多裝、混裝已經不是稀奇的事情，甚至是業內行規。

　　從小在西班牙長大的溫州裔華人楊便告訴《經濟》，華人在做生意的時候確實有很多方式是很不好的。比如說喜歡拉幫結派，又比如只注重短期利益，忽略長期可持續的發展。一個地方有生意做，大家就一哄而上，一直把這個地方做垮為止。為了搶地盤，互相之間又免不了斗來斗去。而且拉幫結派扎堆到一個地方，發展了一定時間后，就會變得比較蠻橫和傲慢，在發生糾紛和問題的時候甚至采用和當地人武斗的方式解決。

　　李成鋼曾在尼日利亞和一百多家當地的中國企業座談時表示，如果我們的商人在國外都合法經營，他敢跟對方拍桌子給他們爭取權利，但如果我們的商人的做法有諸多不妥，他很難理直氣壯地去說話，有幾次李成鋼自己在談判桌上都“無地自容”。(詳情請見《經濟》雜志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