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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心
讀3月8日“青年話題”版翟春陽先生文章《鐵路法院：司法公正中看得見的障礙》后，感到文中存在不少失實與偏頗之處，忍不住要唱幾句反調。
翟文稱：如果郝勁松最終只能向鐵路運輸法院起訴與鐵路運輸法院“一家子”的北京
鐵路分局，結果可想而知———對一個尚未移送，剛被宣布應為某法院審理的案子，這樣情緒化地“斷定”輸贏，是極不負責任的。
翟先生的“可想而知”來自餐車發票案，而根據同一內容的報道，餐車發票案的判決尚未生效，二審還在鐵路法院審理之中。即使終審審結，也還有檢察機關的監督。我國設立四個審級的法院，以及申訴等一系列法律救濟制度，其目的就是為了使當事人的利益和司法的公正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用一個連訴訟程序都沒走完的案子，以點帶面地對鐵路法院司法的公正性加以否定，有失偏頗。
況且，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懂得，法院判決是否公正，不以誰勝訴，誰敗訴，以及勝敗比例為衡量標準，而是看法院的判決是否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正常的輿論監督應該受到歡迎，但對于一個尚未終審、一個還未立案的案子隨意斷定輸贏，這難免會誤導輿論，干擾和影響法院的正常審判。
郝勁松作為一名旅客，能夠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值得贊揚的。據報道，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餐車發票一審敗訴是因舉不出證據被駁回；同是發票案，他相信在取得證據后，自己能夠勝訴。筆者為郝勁松所持健康心態感到欣慰。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和社會，正是建立在人民對法制的信念上。
文中提及鐵路法院的體制問題及其弊端。眾所周知，體制問題不光是鐵路法院的問題，更不是一個基層法院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因此懷疑鐵路法院亦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不應以個案全盤否定鐵路法院審判的公正性，更沒有理由因此抹煞全國70多個鐵路法院、3500余名工作在鐵路法院的法官多年來為百姓利益和國家經濟秩序所作出的無私奉獻。
翟文所引“最高法院的一位副院長”———沈德詠2001年關于鐵路法院體制問題的講話，僅只一句。而筆者手中有一份沈副院長在2003年底論及鐵路法院工作時的講話全文，特錄一段于下：1996至2003年，全國有25個鐵路法院被省、自治區、直轄市授予各類先進榮譽稱號，104個鐵路法院受到省高院的表彰嘉獎……還有四個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國人民滿意好法院。鐵路法院恢復辦案二十多年來，全國鐵路法院沒有出現一例違法辦案被查處的情況。
文中提到：“地方法院雖然受制于地方黨委與政府，但還有當地人大的監督，而鐵路法院則連人大的監督也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5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法院的審判工作。鐵路法院作為專門法院，和地方法院一樣，依法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省、市級法院、檢察機關的監督，且同樣接受人大監督、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以及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乃至媒體的監督。
翟先生以地鐵公司為例，類比餐車發票案“幾乎是同樣的訴訟”。“幾乎”一詞用于閑聊可以，而法律有其嚴格界限，對事實的認定不能以“幾乎”、“差不多”作為判斷依據。幾乎是同樣的殺人，有判死刑也有判死緩甚至刑期很低的，判決結果還要根據不同的案情酌情定罪量刑，法律因此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
無論為維護法律與裁判的公正，抑或構建和諧社會，多一點理性的探索，總比過早地評論誰是誰非好，多一點建設性意見，總比橫加指責簡單否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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