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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消費者維權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八成多地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消費維權意識比以前提高了。但是在被問及“你最近一次權益受到損害時，最終采取什么方式解決”時，高達63.5%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沒有采取解決辦法，自己默默承受”(3月17日《新京報》)。這樣的結果是令人辛酸的，也是讓人感到沉重的。
如果是在多年前，我們還可以把原因歸結為法制不健全或者消費者法制意識淡薄等
理由，但是在今天我們無法再用這樣的理由來解釋或搪塞。到今年，聲勢浩大的普法宣傳教育已經進入第二十個年頭，《中國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可以稱得上“普及率”最高的一部法律，早已深入人心，調查中“八成多地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消費維權意識比以前提高了”就是一個明證。此外《產品質量法》等法律和相關行政法規以及各類商品的“三包”規定加在一起，也已經形成一套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防御體系”。與此同時消費者的冤屈也并非沒有“伸張”的渠道，消費者可以走上法庭提起訴訟，也可以向消費者協會和市場監管部門投訴。
但是為什么近七成的消費者權益受損不投訴而選擇“默默承受”呢？我以為有兩個原因我們不可忽視：其一、維權成本太高；其二行政執法不力。
俗話說，“買的沒有賣的精”。消費者在消費時本來就處于信息不對等的弱勢地位，而一旦發生糾紛，消費者與商家的關系馬上變成了一個孤立的“自然人”與一個“法人”的對抗、一個“個人”與“組織”的對抗，消費者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甚至感情的投入。而且消費者是一個只能在業余時間較量的“業余選手”，商家則是在營業時間“全天候”的“職業選手”。以消費者個人的“實力”與商家“過招”，這樣較量當然不在一個“級別”上，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況且消費者還可能面對的是一個泰森式的“無賴”，遭遇商家的“惡言惡語”，甚至“拳腳相加”。與這樣昂貴的成本相比，顯然選擇“默默承受”還算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行政執法不力，也是消費者選擇“默默承受”的一個重要原因。行政執法部門在辦公室“坐堂”執法，疏于到市場上“現場辦公”，是行政執法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面對消費者的舉報，行政執法部門熱衷于抓“大案”、“要案”，像律師一樣喜歡標的大的，而對于小件假冒偽劣商品、單件假冒偽劣商品熟視無睹。筆者曾經在一個小商店買過一包假煙，隨即向某城區煙草專賣局進行了舉報，工作人員在確認了可能是假煙之后，先是問了商店大不大、假煙數量多不多，然后又要求筆者帶著那包假煙到煙草專賣局檢驗，當筆者反問為什么不能現場直接查處并對他們服務不滿意時，工作人員干脆不耐煩地表示現在是中午休息時間，讓筆者下午再打電話。面對這樣的執法，我們除了選擇“默默忍受”還能選擇什么？
面對近七成消費者選擇“默默承受”的事實，行政執法部門是否該反思一下如何“執法為民”。
(稿源：紅網)
(作者：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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