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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鋒磊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更生建議，改變我國目前的糧食統計口徑，采用國際慣例將大豆排除在糧食統計范圍之外，同時分列飼料糧和口糧。這樣能夠更有效地厘清“糧食安全”的概念，避免因統計口徑問題造成的莫須有的“糧食恐慌”，同時也有助于放開解決糧食問題的思路。
強調“糧食安全”不如強調“口糧安全”
直到目前，中國一直沿襲上世紀60年代標準，把口糧和飼料糧混在一起計為糧食，并包括大豆和薯類。而按照國際上通用的統計口徑，大豆和薯類都被從糧食中分列出來，因此徐更生建議我國也應該分列大豆和薯類，從而使糧食安全的概念更為明晰。國家糧食局專家組顧問、中國糧食經濟學會研究員李思恒教授也是較早提出這一主張的專家之一。他認為中國按自己的口徑統計出來的糧食產量與世界上的谷物產量比較，不利于糧食安全問題的厘清。
在3月6日政協舉行的有關糧食安全問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國家糧食局局長、黨組書記聶振邦表示，我國一直把糧食自給率定為95%，我國糧食安全警戒線是糧食進口量不超過糧食產量的5%， 而2004年我國進口糧食800萬噸(主要是谷物)，大豆進口量達到了2020萬噸，去年的糧食總產量則為46950萬噸，若將進口糧食和大豆相加，進口量已占去年糧食總產量的6%，顯然超過了糧食安全警戒線。若按國際慣例把大豆和薯類從糧食統計口徑中分列出來，就不會占用糧食安全的警戒指標。且大豆是油料商品，理應放在糧食安全考慮之外。李思恒還強調說，“豆類和薯類占我國糧食總產量的12%左右，把這個去掉并不等于糧食產量少了，只是統計口徑改一下。”
李同時建議應該把糧食安全的重點放在口糧方面，主要包括稻米和小麥，而玉米屬于飼料糧，因此國家應首先保障大米、小麥的供應，尤其應該重視大米。因為我國是最大的稻米生產國和消費國，而全世界每年的大米貿易量又很低，平均僅為2500萬噸。2004年雖然全世界稻米產量不錯，但國內大米庫存較少，消費量仍然大于生產量。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黃季焜在一份題為《面向2030年的中國糧食安全》的報告中也有類似觀點，“政府應該把糧食安全的重點放在大米和小麥這兩種主要的糧食作物上，從強調‘糧食安全’向強調‘口糧安全’轉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徐小青也曾表示，“將飼料糧和口糧分開，既能夠保障糧食安全，又避免因此而付出過高且不必要的代價，國際上將大豆、薯類從口糧中剝離出來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口糧總體不缺，缺的是飼料糧
據了解，大豆除主要用于榨油外，其80%的副產品是和薯類一樣被用作飼料的原料，因此往往被列為飼料糧。徐更生委員認為，把口糧和飼料糧混在一起，這很容易造成“人畜爭糧”。一旦糧食短缺，就說不清楚是缺口糧還是缺飼料糧。“根據我們的估計，缺的更多的是飼料糧。實際上我們通常所說的糧食是谷物，所以一說糧食少了，就引起上上下下的恐慌。口糧總的來說是不缺的。我們的意見就是把這兩個品種分開，分別解決口糧與飼料糧。”
徐進一步解釋說，分列后的好處在于，口糧對于土地的壓力會減小很多。“我們國家曾有個指標，人均糧食供應達到每年400公斤，實際上我們從未也不需要達到這個數字。從世界各國情況來看，一般也就人均100多公斤。”
徐認為，政府要解決口糧問題，主要是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后，農民有耕種自由，也會充分考慮到自己的生存問題，自己解決口糧問題。從這方面來看，政府要解決的口糧問題壓力就很小了，這樣提倡口糧的優質化要相對容易得多。
成本更低的解決之道
除建議分列兩糧外，徐更生委員對于“肉需要糧食換”的觀點也進行了反駁。他表示，“這是個很陳舊的觀點。”因為目前畜牧業的發展特別是草食動物的發展，主要靠人工牧草來飼養。而飼料糧包括玉米的每畝含“金”量遠低于人工牧草：比如玉米每畝地最高產量含蛋白質的含量、粗蛋白的含量不超過50公斤，人工牧草如紫花苜蓿則達到了300公斤，最多的可以達到500～600公斤。另外在南方的一些人工牧草，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長，可以有20年～25年的生長期，一年每畝地可收割牧草20噸～30噸，其蛋白質含量可達1000多公斤，這些完全可以滿足飼料的需求。所以現在還說肉需要糧食來換顯然有欠妥當，倒是人工牧草取代飼料糧大有可為。
徐更生委員還提到，我們還有將近40億畝的草原，由于長期忽視草原的建設，草原破壞很厲害，導致現在4畝地的草原才能養活一頭牛，如果能進行改良，種植高產量的人工牧草，一畝地就能養活4頭牛。另外，目前我國食用的肉類90%以上是豬肉，養豬需要大量的飼料糧，所以徐更生認為中國傳統養豬的觀念也會造成“人畜爭糧”，從這個角度來看，應大量牧養牛羊等草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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