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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國
2月20日《人民日報》以“教育部表示將采取措施解決教育公平問題”為題，刊登了記者專訪教育部部長周濟的報道。剛看到題目時，筆者眼前一亮，啊，教育部終于正面回應媒體呼吁了許多年的解決教育不公這個問題了！但當我看完這篇報道時，心又涼了，原來周部長是用這些措施來解決教育不公問題的：一是在義務教育階段，對農村家庭貧困的學生免
除雜費、免除書本費，并對住宿生實行生活補貼。二是加大對高校貧困學生的扶持力度。三是解決教育亂收費問題，在今年的招生中實施“陽光工程”，接受輿論和群眾的監督，來消除招生工作當中的不正之風。
筆者認為，作為政府的最高教育管理部門，在理解教育不公這個問題上顯然偏頗了，這些所謂的措施，其實這些年他們也一直在強調，一直在做，不是新東西，故仍然是在細枝末節上打轉轉，不可能對教育不公產生實質性影響。
目前我國最重要的教育不公表現在哪些方面？其根源在哪里？就是一般的報刊讀者，對此也能說個差不多，早已達成了共識，筆者在這里再重復一次。首先是國家教育投資的不公，人為地造成教育資金向城市傾斜，向城市中設在行政區的重點學校傾斜，并且越是級別高的城市這種傾斜就越明顯，由此導致最好的設施、教師、管理等公共教育資源向少數學校流動和集中；而“同在一片藍天下”的農村，卻很少得到國家的教育投資，甚至要用“人民教育人民辦”的辦法自己籌款去實現本應由政府負責的“義務教育達標”，使農民在基礎教育上負擔最重，使其子女的入學率、升學率和受教育程度遠遠低于城市；其次是國家投資建造的重點大學在省際間嚴重分布不均，許多城市尤其是北京又將這種資源看成是自己的資源，用種種辦法進行獨攬，等等。而周部長所提出的上述問題，只是真正的教育不公現實的表面反映，因為真正的義務教育不存在交學費問題，真正公平的教育環境根本不會產生教育亂收費行為，更不會讓教育行業成為“腐敗的重災區”。
但是，作為最了解教育行情、對教育不公最有發言權，并負有向國家立法等部門提供教育改革建議責任和義務的的教育部，在聲稱要大力解決這個問題時竟然提都沒提到這個共識，使筆者對解決這個問題的遠景期望都看不到，實在令人震驚和失望。
就一個青少年來講，能否從一開始就站在公平的教育起跑線上，將對他的一生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別的青少年可以“天然”地有條件進入設施最好的學校，擁有最好的教師，在升學錄取中又可得到種種優惠，并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崗位，那就等于人為地剝奪了他憲法賦予的同等利用國家公共資源的權利，剝奪了他和其他公民平等的學知識、開眼界、掌握生存本領的權利，使他們一到就業年齡就處于社會競爭的最劣勢地位，影響了他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更重要的是，這種局面如果不改變，他的后代仍將這樣延續下去，他們的祖祖輩輩都有可能處在這樣的現實之中，從這個方面講，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群體歧視和影響最深遠的社會不公，最終會影響到社會的整體穩定和持續發展。因此，無論有什么客觀原因，教育部公開回避這個問題，都是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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