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月16日，孫家灣礦難遇難人數已上升到210人，尚有5人下落不明。
“礦難”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詞，而新聞報道也已經不是什么“新聞”，只不過是時間、地點和死亡人數的變換而已。
在傷痛之時，總有不少人在不停的反思：如何才能有效遏制礦難再度發生？瀏覽若干
的評論文章，出的點子幾乎千篇一律——提高賠償成本，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遏制機制。此言不虛，“高賠償”正是西方發達國家治理煤礦的經驗之一。但問題是，提高賠償成本可以讓私營煤礦更加關注生產安全(國有煤礦當然不例外)，如果私營煤礦出事，可以讓礦主傾家蕩產；但如果是國有煤礦出事，是否也來個“傾家蕩產”、“一關了之”呢？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風行之今日，面對可能“傾家蕩產”的賠償，發生礦難之后虛報、瞞報，讓傷者活不見人、讓死者死不見尸的事情是否會多起來呢？再者，“高賠償”只是對死(傷)者家屬的事后補償，所謂生命無價，再多的金錢恐怕也難以彌補失去親人的傷痛。總之，提高賠償成本是條好經驗，但它是較為被動的機制。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才是遏制礦難的最高境界。
在吸取“高賠償”這條國際慣例之時，需要較為主動的手段與措施來預防、遏制礦難的發生；在這“主動的機制”當中，有兩條最為關鍵：第一，落實責任制度，加強安全生產；第二，設立、暢通關于煤礦安全生產的舉報機制。這兩條，就是有別于“高賠償”之外的“中國招式”。
首先，遏制礦難的發生，需要落實責任制度、加強安全生產。除了設置必要的安全設備和安全措施之外，必須落實安全生產的權責關系。誰應該對安全生產負責，出了事故應該承擔怎樣的后果，這是必須明確的。以前，私營的中小煤礦出了事，政府可以采取封礦、逮捕礦主等做法進行嚴懲；但現在，國有煤礦頻繁出事，相應的權責關系好像還沒有理清，人們很少聽到國有煤礦出事，礦長受到嚴懲或者主管部門的官員掉烏紗帽的。為此，落實權責關系，加強安全生產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權責沒有搞清，“高賠償”也難以遏制事故的發生；要知道現在的國有煤礦出事，賠的都是國家的錢。
其次，安全生產舉報機制尤為重要。幾乎誰都不否認，愛惜自己的性命是人的本能，是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礦工當然也不例外。最近幾次大的礦難，通過事后的報道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災難事前都有征兆，并且是被部分礦工發現。比如前不久的陳家山礦難，瓦斯檢驗員事前就已經檢測到異常，并且“拒絕下礦”。如果，煤礦的安全檢查設立、暢通了安全生產舉報機制，遏制礦難會有效得多。這種舉報機制，不但要在各產煤省份設立煤礦安全生產舉報中心，國家安監局也應該設立專線，以便礦工們及時舉報。消費者都有權舉報奸商，保護自己的權益；礦工們舉報不考慮他們死活的礦長、舉報無視安全隱患的各種問題更是無可厚非了，這也算是保障礦工們安全生產的人道考慮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