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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和大國企在這一輪調控中“命運迥異”
一套密集的宏觀調控“組合拳”之后，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貸款增幅出現下滑。鋼材價格明顯回落。來自發改委、央行、國家統計局等各部門的通報都強調，“宏觀調控已見成效”。
對劉永行來說，這個“成效”就是他的包頭稀鋁項目被迫壓縮一半的規模。5月間，本刊記者赴包頭采訪該項目時，包頭市計委的同志再也不說什么“包頭速度”了，代之以“我們的態度是不宣傳、不報道。”
“樹欲靜，風猶不止。”沒過多久，關于“宏觀調控是一刀切”、“是針對民營企業”的指責便此起彼伏。這從《中國新聞周刊》5月底發表的一篇題為《“洋鋼鐵”、“土鋼鐵”的迥異命運》的文章中便可窺知一二。報道的開頭這樣寫道：“4月末，常州鐵本鋼鐵公司被國家9部委查處，而同一時間，澳大利亞獨資鋼鐵企業博思格公司卻在蘇州紅火地開建。”事實上，“命運迥異”又豈只在民資和外資之間。國有企業在“這一輪”調控中幾乎是毫發未損，甚至乘機加緊了擴張，比如東方希望要挑戰的中鋁。這種并非“空穴來風”的指責使得宏觀調控的決策者感覺有必要給個說法了。
7月12日，溫家寶邀集9家企業負責人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有參會的企業家提示溫總理：“社會上有些人認為，宏觀調控控制的就是民營企業發展。”溫總理正言道，“這是錯誤的觀點。”
大約半個月后的7月25日，國務院在青島召開“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座談會”。同一天，據說在經過激烈爭論后，“胎動”半年之久的《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了。其中一條是：“對于企業不使用政府投資建設的項目，一律不再實行審批制”。
8月28日晚，溫總理在溫州又強調說：“大家也可以用實踐來證明，宏觀調控最終對民營企業有好處，特別是對加工企業。”
此時的劉永行似乎也熬過了最艱難的時期。9月，在東方希望2004年第三次總經理會議上，劉永行說：“為了自己的使命努力奮斗的人，上帝都會為他讓路。”他還講到：集團飼料業和鋁業兩大主業齊頭并進，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此前，他剛剛和其他9位民營企業家一起，隨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訪韓國、奧地利、西班牙、葡萄牙。這一行應該增添了他說話的底氣。
而王林祥好像依然在困境之中，6月份《中國企業家》在做《緊縮時期的融資》這篇報道時，王堅決不愿接受采訪。報道出來后，他在電話中對記者說：我們已經很難了，還說那些干什么呢？
但他還是有好多話要說。8月份，在央視的節目上，人們聽到了他的聲音：“坦率地講，現在我上的發電項目已經投入14個億了，還是沒有發改委的批件，但是我這個箭已經射出去了，回不了頭了。我們集團決定，響應一下國家號召，勒緊褲帶，先上2乘33(千瓦機組)，以后如果再沒有其它融資渠道，就只能自己滾動發展了。”
9月8日，郭廣昌在公開場合說，建龍鋼鐵項目“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我愿意當眾表個態：現有股東有足夠的實力建成建龍項目。”在談到“是否會和別人合作”時，他表示，“我們愿意以一種開放的心態，歡迎各種資本一起參與建龍的建設”。幾乎與此同時，有媒體披露，寧波建龍以“民退國進”(杭鋼控股)的方式得以重生。不過，同屬“難兄難弟”的鐵本就沒那么走運了，記者12月中旬去那里采訪時看到，9000畝的項目現場仍是空空蕩蕩的。據說，重組方案要由中央拍板。
“地產駭客”孫宏斌的資金鏈也因為宏觀調控而廣受關注。順馳6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計劃沒有實現似乎在意料之中。8月7日，在博鰲的地產論壇上，他承認“其實最難受的還是錢。”瘋狂圈地的豪情已蕩然無存。不過，他仍然堅稱：“今年我們一直在調整自己的目標，要達到100個億，根據我們最后一輪的保守估算，今年的銷售回款可以達到120個億。”話音未落，臺下的王石就說“睜著眼說瞎話。這是吹牛！”
而6年前曾經宣稱要在“低谷中擴張”的榮海，雖然并非本輪調控的焦點人物，但據說他近日正在出售所持的一家商業銀行的股權。
11月，榮海出席了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主持的一個“非常封閉的、有十幾個國內民營企業家參加”的沙龍。已經在公開場合消失多時的德隆二號人物唐萬里也出現在會場。據說“會議的氣氛比較悲壯”，大家形成一個共識：中國企業在這一次宏觀調控中遇到了一些不是完全市場經濟的手段，大家確實要看天行事。
一個月后，黃孟復在重慶表示：“國家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對民營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2005年中國民營經濟將面臨良好的宏觀環境，社會輿論環境會大為改善。”
在2003年的最后一個季度，發生了兩件事，可以視作“這一輪”的一個休止符。
一是：10月28日下午，央行網站上悄然出現加息的決定。這是中國9年以來的首次加息。市場普遍認為，這意味著在動用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之后，中國政府終于轉向了利率這種更市場化的手段。
二是：11月1日，發改委主任馬凱站出來說話。他針對市場關于宏觀調控的8大疑問一一作答。雖然他的辯白事實上并沒有釋解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12月初，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確定：2005年要“繼續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措施。郭廣昌對此的理解是：“所謂改善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界定政府功能和市場功能的界限，能夠讓市場去調控的事情，就要讓市場去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去取代調控的一切方式。”在經受了宏觀調控洗禮的中國商界人物中，作為“幸存者”的郭廣昌應該是最有資格說這番話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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