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專刊：拉美現象會否出現在蘇南廣東等地

　　根據新的統計口徑，去年江蘇實到外資預計較2003年明顯下滑，蘇州的引資數量在2003年首次超過上海后，2004年1到11月的實到外資金額再次落后于上海。2004年，對于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的外資模式，只是漫漫征程上的一次暫時調整，還是這條路上真的出現了拐點？

　　無獨有偶。2004年歲末，廣東省社科院的一份報告，再次使“外源型經濟”成為議論 焦點。該報告認為：廣東綜合競爭力的主要問題，是增長后勁不足，其中，對外源型經濟過度依賴是問題的關鍵。

　　作為外源型經濟最為發達、成績最為顯著的兩個大省，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遭遇了相近的話題，是偶然，還是必然？外源型經濟的功過究竟如何評價？這對于正在大力招商引資、大力發展外源型經濟的其他地方來說，又將提供什么樣的思考與借鑒？

　　江蘇引資出現拐點？

　　□本報記者 汪曉東

　　越來越多的制造業外資聚集到長三角地區。

　　或許，有人會說，利用外資也不是越多越好，即使下滑了也未必是壞事。但有一點不容置疑，原先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資觀念確實需要變一變了，“招商選資”、“招商引技”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

　　有些事情，總是在悄無聲息中發生變化，如果不留心琢磨，或許會被忽略。

　　比如江蘇的引進外資。

　　去年1—11月，江蘇省累計新批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416個，比上年同期下降0.36％；

　　協議注冊外資345.9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17％；

　　實際到賬注冊外資101.72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5％。

　　雖然大多數數字還在增長，還是全國第一，但變化顯而易見：協議外資和實到外資的增幅大大下降了，其中前11個月的實到外資只增長了1.65％。

　　而更為“嚴重”的變化在于：2004年1—11月實到外資101.72億美元，而2003年的實際利用外資是158億美元，如果要與2003年持平的話，那么2004年最后一個月實到外資需要56億多美元。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換句話說，2004年的實到外資，不是增幅下降，而是絕對數出現下滑，已是“鐵定”的事實了。

　　有人說，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引進外資連續多年的“高開高走”態勢，極可能在2004年終結。那么，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2004年，對于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的外資模式，只是漫漫征程上的一次暫時調整，還是這條路上真的出現了拐點？

　　只是統計口徑的變化嗎？

　　有報道說，對于江蘇省去年實際利用外資增速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江蘇省外經委的解釋是：去年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外資統計需要驗資報告，所以數據會有大幅下降。

　　驗資報告是指由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核定外資數額真實與否的報告。統計部門不再只采信外資企業上報的數據來作為依據，進而要求企業多提供一份來自第三方的核定報告來“驗明正身”。

　　另外，江蘇省統計局有關人士也指出，江蘇省從2003年7月開始施行驗資報告制度，這對數據的影響很大，前后兩個數據沒有可比性。

　　常州國家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戴曉文也把“統計口徑變化”列為第一條原因。他說，原來統計這個數字，只要到外管局和海關查一下從外面匯進來多少錢就知道了；2003年7月1日之后，商務部有了新規定，需要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驗資報告，而且商務部抽查得很嚴。“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原來的數據可能有水分，但現在就不大可能有了，除非會計師事務所也造假。”

　　不過，這樣“純技術層面”的解釋真的能解釋一切嗎？

　　“回落是事實，但不能說江蘇利用外資的能力就下降了”

　　“我估計，2004年江蘇省實際到賬外資在120億美元左右，不會超過130億美元，也就是說，與2003年相比，有相當大的回落。”江蘇省社科院科研處處長田伯平認為。

　　他分析，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大的方面來說：一是國際直接投資本身大幅回落，連續幾年的情況都是如此，這對中國影響很大；二是全國整體的開放步伐在加快，尤其是加入WTO進入“后過渡期”，外資也在自我調節，原來主要是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和生產要素等方面的優勢，現在他們的投資目的發生了變化，他們看到中國國內的消費起來了，原來主要是加工貿易性的投資，而現在，針對中國消費市場的投資多了，外資因此出現了分散化的趨勢。原先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現在正在向內地一些城市擴散。

　　從江蘇自身的情況看，田伯平認為，也有一些原因導致外商投資的下滑：一是江蘇省去年發生了“鐵本”事件，這對引進外資影響不小；二是蘇南地區的外資本身已經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現在外資進入的成本越來越高，尤其是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這樣，對于有些小規模的外資項目，利潤空間已經不大，蘇南地區原來的做法是“揀到籃里都是菜”，現在提出了“招商選資”；三是2003年江蘇省實際利用外資158億美元，增長52.4％，這一增幅有些“過大”。

　　2003年為什么江蘇的引資這么“猛”？江蘇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所長顧衛東認為，主要是非典的影響。因為在三大城市群中，長三角相對非典疫情較輕，因而外資集中投向了這一地區。2004年，外資又開始分流了。“因此，去年的利用外資能夠在前年增加了那么多的情況下，還能夠有所增長，那是很了不起的。我覺得，不要說增長，就是能夠與前年持平，就已經非常好了。可以說，如果沒有非典，前年增長不了那么多，去年也不止增長這么多。”

　　“回落是事實。但是，不能說江蘇利用外資的能力就下降了。”田伯平認為。他說，利用外資不可能永遠保持高增長，一年一百二三十億美元，占到全國近1��5，這個水平已經很高了。“可以說，江蘇利用外資更加穩健了。”

　　不必老質疑“蘇南模式”

　　這幾年，到蘇南地區參觀學習的人紛至沓來。然而，參觀者的背影尚未遠去，從去年開始，針對蘇南外資模式的質疑聲漸起，主要的觀點是，蘇南的外資增長與老百姓收入的增長并不同步；對外資的過度依賴遏制了本土企業的發展，等等。也是在這段時間，蘇南地區集中提出了發展富民經濟、發展稅源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發展服務業等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戰略。盡管，這些戰略的提出未必與質疑聲有直接聯系，但或許可以理解為蘇南地區對外資道路的一種必要反思。

　　盡管如此，不少學者對江蘇的引資發展模式仍然表現出樂觀。

　　田伯平認為，蘇南的外向型經濟，本來就是一種創新之路。不走這條路，蘇南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發展。“任何一種現象，總會有其缺點，但我們不能只看到缺點，而忽視其必然的、合理的東西。”

　　他說，20多年來，江蘇的發展有兩次大的創新：一次是鄉鎮企業，帶動了江蘇10多年的發展；一次是外向型經濟，也帶動了江蘇10多年的發展。蘇南的外向型經濟，是在鄉鎮企業發展到了盡頭的情況下開始的。“有人說，蘇南外向依存度太高了，外資占固定投資的比重在40％以上。但是，從全省范圍看，這一比重不到20％，你還能說江蘇的外向依存度高嗎？”

　　顧衛東甚至認為，對于蘇南模式的質疑，是一種行政區經濟的思維在作怪。他說，外資大量在蘇南地區聚集，這是內在的經濟規律使然，某種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美國的服務業比重占到80％以上，但美國的底特律是典型的工業城市，你能說底特律的產業結構不好嗎？這幾年，江蘇的服務業比重連續下降，有些人感到擔憂，我認為這很正常，江蘇的制造業再高一點也沒有問題，旁邊有上海呢！”

　　他又以南京為例：“這幾年，到南京開飯店的浙江人很多，一些本地人就開始擔心了。我對他們說，你擔心什么，各人有各人的優勢。南京人自己開飯店要虧，浙江人來開就賺，那你就讓他們來嘛。南京有自己的產業優勢，大家做適合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呢？這也是和諧社會的一個內容嘛！”

　　對于蘇南經濟是“打工者經濟”一說，顧衛東也不以為然：“中國的勞動力在外資企業工作，素質和技能提高了，還能拿到工資，有什么不好呢？如果送他們到技工學校去培訓，那還得付學費呢。經濟發展，人的因素最重要嘛。這些人在外資企業學到了本事，以后有了本事，可以自己出來辦企業。現在很多海歸人員回到國內辦企業，都成功了。”

　　“是回落，也是回歸”

　　盡管可以用一種樂觀的心態來看待引資的問題，但一些處于引資一線的人士，還是感到壓力和困難。

　　陶惠興，張家港市外貿局局長。他介紹說，2004年該市的合同外資和實際到賬外資都有所增長，但增長的幅度比2003年下滑了很多。他還透露，同屬蘇州的兩個兄弟縣市，實際利用外資還出現了負增長。

　　他感到壓力大的原因，一是大的環境變了，土地、能源、資源緊張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政策環境也變了，比如，原來對外資項目實行的是審批制，現在改為核準制，原來一個項目很快就可以批出來，現在甚至好幾個月還批不出來。

　　“不過這個問題也要積極地看。”陶惠興轉而又說。他認為，環境的變化對于蘇南來說是一個機遇，即提升產業層次、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機遇。他說，原來的發展模式總體上還是粗放型的，對土地、資源、能源消耗很大，今后還是那樣走，肯定不行了。“我覺得，即便江蘇省的利用外資真的下滑了，那也屬正常。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大量引進外資，是因為我們缺乏資金；發展了這么多年，資金問題至少在蘇南地區已不再那么突出，我們還要不要花那么大的氣力去引進外資？”

　　這個觀點倒是與田伯平不謀而合。他認為，在蘇南地區，現在可能需要減少對外資的過分依賴。“從這個角度說，利用外資的回落，我更愿意認為這是一種理性的回歸。”

　　田伯平也說到了思路調整的問題，不過他的語氣顯得比較輕松。“增長方式確實要調整，但蘇南地區調整的空間很大，調整的主動權也在自己手里，比如，他們可以招商選資，可以變引資為引技。說實話，對蘇南來說，不去引資，外資也會嘩啦啦地來。現在，蘇南已經進入了一個良性的發展期，進入了一個自我完善的發展階段，它面臨的只是如何更好發展的問題，比如，如何面對土地、環境、資源的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蘇南確實到了一個拐點，需要轉彎了。”

　　只是，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沈立人有一種隱隱的擔憂：招商選資也好，引資變為引技也好，是否真正能夠落實，還是僅僅停留在口號上。因為他了解到，有些地方在土地問題上還存在開而不發、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早征遲用等問題。“提高開放的水平，提高外資的質量，這些說法都很漂亮，但是否都做到了呢？現在，一些地方的水質、土質和空氣質量還在下降，而某些疾病的發病率也在上升，這些是否與當地的發展觀、引資觀多少有些關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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