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額全部取消 我國紡織品出口不懼怕集體攻擊

　　按照WTO的《紡織品與服裝協定》，從2005年1月1日起，中國紡織品出口配額已經全部取消，但是，此前由土耳其、墨西哥、美國等45個國家拋出了所謂的“伊斯坦布爾宣言”。無論是“伊斯坦布爾宣言”的始作俑者還是中國，兩邊都還在較勁，“畢竟，這是利益與利益之間最直接的交鋒，誰有一線取勝可能就不會放棄最后的努力。”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將嚴格按照WTO的規則行事，所有違背WTO的任何宣言、提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管有多少人聯盟，我們都不會坐視不管。

　　本報記者江金騏報道  今年是取消紡織品配額“元年”，為了解中國在這一時期的基本立場，本報記者專訪了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孫淮濱，在不同的角度上，他們都闡明了一個共同的主張，那就是在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對來自各方的壓力認識在先、樂觀在后。“多國宣言”系一國用心。

    《華夏時報》：“多國宣言”作為一項貿易規則被提出，一般人認為這很正常，畢竟，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家利益都至高無上。

　　黃海：我們理解所有國家在維護本國利益上所做的任何努力，但我們也善意地告訴《伊斯坦布爾宣言》的多數成員單位，維護國家利益要從本國實際出發，不要被少數國家利用，更不能成為少數國家的政治“棋子”。

　　《華夏時報》：從《伊斯坦布爾宣言》的內容上看，其中并沒有涉及到任何政治主張或意圖，為什么說“貿易”和“政治”有關聯？

　　黃海：先回憶一下《伊斯坦布爾宣言》出臺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宣言”的出現與美國總統大選有“瓜田李下”之嫌。當時，競選者在美國業界的支持下，以“市場擾亂威脅”為由，對中國紡織品提出特別限制措施的申請，美國商務部當即接受此類申請，并表示要修改國內相關程序，對此，我們當然堅決反對。

　　《華夏時報》：實際上，有關“宣言”的最早提出者看似是土耳其而并非美國，如果將“原責”歸咎到美國，是否有失偏頗？

　　黃海：這看怎么理解了，在提出“宣言”的45個國家里，除美國以外，其他所有國家的紡織品出口額，加起來的比重也不大，盡管這里面有好多國家的產業結構與中國的產業結構十分相似，但如果將他們的紡織品貿易分解到各個國家，中國對他們所謂的沖擊，到底有多少？我們認為，中國與這些國家在紡織品貿易方面，互補多于較量，相比之下，美國的表現卻有點例外，更不能接受的是，在向WTO提交《伊斯坦布爾宣言》時，美國表現得猶為急切。

　　《華夏時報》：今天的事實已經證明：《伊斯坦布爾宣言》在WTO沒有支持率，他們提出對中國紡織品繼續實行配額管理的提案，最終被挫敗。這是否早已注定？

　　黃海：有驚無險，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些國家鼓動并要求延長紡織品現行配額體制，實際上是某些既得利益者，試圖使紡織品貿易繼續游離于自由貿易體制之外，其舉動是為貿易保護主義尋找借口，不符合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假如紡織品不能如期實施一體化，將是“烏拉圭回合”重要成果的倒退，將是WTO對某些國家的政治屈從。

　　《華夏時報》：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在期待的結果業已實現，即從本月開始，享受紡織品的無配額管理。那么是否可以說，中國的紡織品貿易從此就高枕無憂了？

　　黃海：千萬不可以，雖然《伊斯坦布爾宣言》被擱置，但由此敲響的警鐘，足以告戒我們：這次出現的問題，畢竟涉及到幾十個國家，畢竟有被自己視同兄弟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的聯盟，并非偶然。

　　要知道，做出取消紡織品配額的決定已經10年了，10年對各國來說，都有充分的調整時間，而他們卻在10年后居然結盟對抗中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此，我們仍需謹慎行事，要加大對WTO簽字國的宣傳，加強政府公關的力度，要努力向世界說明中國的立場，要特別強調，這是WTO的選擇而不是只對中國有利。

　　不是最大的受益國《華夏時報》：紡織品配額限制的取消，意味著用配額劃分市場的時代結束，也就迎來了人們常說的“后配額時代”，在這一時代的“元年”，中國紡織品出口果真“形勢一片大好”？

　　孫淮濱：“后配額時代”的最大特點就體現在貿易的公平、無障礙上，所以在合作、共贏的競爭態勢下，誰的產品質量好、品牌影響力大、性能價格比適宜，誰占領的市場份額就大。至于中國，由于準備得相對比較充分，所以，應該會有不錯的前景。例如，中國的服裝出口，去年出口接近520億美元，增長兩成六。紡織品的出口金額雖然小于服裝，但出口增長率更高，超過三成。在此基礎上，中國在家用紡織品、裝飾用品等方面會有不錯的形勢。

　　《華夏時報》：紡織工業一直是我國重要的工業。總體看，我們的優勢的確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之上，但是有人認為，中國紡織品的優勢被某些國外競爭對手認為是不公平的，比如，中國的好多紡織品都是勞動密集型的。

　　孫淮濱：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關注國外類似的說法，但我今天只想說，中國的紡織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并非由于政治支持，而是市場機制帶來的。在市場的作用下，我們也有競爭不力的地方，比如中國在廣泛應用于交通運輸、醫療等方面的產業用紡織品還不夠發達。所以，“宣言”的提出者不應該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紡織品貿易。

　　《華夏時報》：有得有失，總體上看得大于失，而多數的“宣言”參與國，明確提出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如何理解或化解他們的這一“心結”？

　　黃海：我們從不承認中國是“后配額時代”的最大受益國，但在利弊綜合權衡之下，有些國家確實不如中國有利，這也是最近在中國引起廣泛討論的問題，但是，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在由于配額的取消而失去保護時，中國也在積極支持、扶植他們。

　　《華夏時報》：能具體給我們談談嗎？

　　黃海：我們正在以對外投資、生產和交流市場經驗的形式，向他們開展產業轉移，對他們提供援助，提高他們的紡織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對我們的內部來說，我們通過加征紡織品出口稅，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適度調節紡織品的出口量。

　　《華夏時報》：說到對紡織加征出口稅，民間都覺得這是中國對《伊斯坦布爾宣言》的妥協，而官方的意見一直堅持這是從本國紡織品貿易的實際需要而作出的決定，您更傾向于哪一種？

　　孫淮濱：我理解老百姓的想法，因為這兩件事從時間上看確實前后相連，但是，國家加征紡織品出口稅的決定是在取消配額前作出的，由此可以想想，它是一種妥協還是一種決策。

　　《華夏時報》：您的解釋有點兒勉強，“取消配額管理”是在10年前作出的決定。

　　至于《伊斯坦布爾宣言》與加征出口稅有無因果關系，現在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加征出口稅對緩解目前的貿易緊張是否有利？

　　孫淮濱：客觀地評價“紡織品出口稅”，主要是為了調節我國紡織品的出口層次，通過稅率的調節，提高我國出口紡織品的質量和附加值，但是否通過抑制或調節總體出口規模，達到安撫某些國家的意圖，我們無法定論，有一點需要說明，我國加征紡織品出口稅可在隨時調整之中。

　　“腹背受敵”可能導致開倒車《華夏時報》：由于美國媒體和貿易團體不斷渲染中國紡織品的威脅，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對一些大進口商的采購計劃造成影響，有人形容中國時下正在“腹背受敵”，這種說法您支持嗎？

　　孫淮濱：紡織業是中國的出口大戶，“大戶”被人眼紅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們還是關注自身建設，要做的還是老生常談：行為自律、苦練內功、優化產品、增強核心競爭力，以應對撲面而來的最新市場變化。

　　《華夏時報》：人們所說的“腹背受敵”，除了《伊斯坦布爾宣言》的成員單位還有增多的趨勢，另外歐盟的紡織品“特保措施條款”也在隨時啟動之中。

　　孫淮濱：我知道歐盟出臺此項政策的動力，它顯然是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來自11個國家紡織服裝出口的巨大壓力，尤其是中國的壓力。當監測結果處于歐盟認為合理的范圍內時，一切進出口交易會比較正常，歐盟也不會進行限制。

　　《華夏時報》：您的意思是它的“殺傷力”不大？

　　孫淮濱：至少不會讓我們手足無措，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趕快建立紡織品出口預警機制，這個機制的主要作用就是，當我國紡織服裝對歐盟出口，將要接近其所能承受的限度時，就趕緊發出警示信號，并采取有關措施，這與美國的紡織品采取的“特保措施”有著截然的不同，它不會直接產生傷害。

　　《華夏時報》：現在能不能預測，在紡織品配額取消和《伊斯坦布爾宣言》的共同作用下，中國今年的紡織品出口形勢？

　　黃海：現在不好說，變數太多，但是，我們不會為所謂的“共同宣言”、“聯合提案”等莫須有的條條框框，改變自己的戰略，相反，我們對一切不夠友好的論調或做法，將嚴格按照WTO規則，作出必要的反擊。

　　孫淮濱：一些中國紡織品業的人士樂觀地估計，中國的紡織品服裝出口份額將大幅提高150%，但預測歸預測，因為從目前出口市場的環境看，中國要想大幅增加紡織品出口，確實面臨著諸多障礙，特別是出現了美國的“多國宣言”以及歐盟的“特保政策”，中國紡織品外貿如果不善應對，“開倒車”也不是沒有可能，但終究會“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