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勞資危機調查

　　2004年4月23日，是東莞興昂鞋廠的發薪日，空氣中卻充滿了火藥味，危機四伏。

　　下午的時候，大部分工人已發現工資比以前少了大約50～100元。不滿情緒到晚上11點半開始燎原：先是3000多名工人“提高工資，改善伙食”的喧嘩聲響成一片；接著有人把臉盆、水杯、鞋子等物品雨點般從樓上摔下；隨后，在女工們高聲謾罵“沒種”的刺激下，沖動的男工們陸續走下宿舍樓，向操場聚集。

　　人流越來越大，喧鬧中掩飾不住興奮和躁動。不知是誰帶頭，少數人拿起勞動用的斬刀，砸爛了車間、宿舍、汽車的玻璃；接著更多的人推翻了生產線等設備，并沖進辦公室、福利社大肆哄搶物品；隨后，一輛廠方的汽車被推翻，有人晃動著打火機沖了上去……

　　“企業工人激烈抗爭的事件，在珠三角——尤其是東莞和深圳，正在日益增加……據2004年以來的不完全統計，僅千人以上的集體事件就有二三十起。”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博士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勞資危機的成因和表現是多方面的，其后果和影響并不亞于“民工荒”！

　　傾斜的地平線

　　深圳美芝工業總公司創始人曹繼光，從1987年率先創辦對外的來料加工廠，企業下屬員工一度超過3萬人，對于勞資危機的話題他深有感觸：盡管有個體和群體的差異，但當勞資危機演變為沖突，其結果就很難預知，所以這是一個常被人忽略又事關企業安危的大事。

　　據曹繼光介紹，員工對企業產生不滿，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消極怠工，不投入、不賣力、不配合，這種行為長期危害較大但短期尚屬可控；一旦出現過激行為，比如報復、破壞等，對企業生產經營造成的后果就嚴重了。

　　2003年12月，番禺某制鞋廠一女工因與廠方鬧意見，在工資被扣后心態失衡，為泄私憤便偷偷把一枚圖釘放入成品鞋中。一段時間后，直到該批鞋已打包完畢準備裝船出口時，該女工方才講出此事，緊急之下廠方只得先撤回貨物，然后再對那10多萬雙成品鞋逐雙檢查。事情的結果是女工被開除，而廠方卻因不能按時交貨遭受到幾十萬元的損失。

　　調查中記者獲知，近幾年因勞資糾紛引發的民事乃至刑事犯罪的勢頭都正在大幅上升，如盜竊、故意毀壞財物、破壞生產經營等，也有故意傷害殺人、非法拘禁綁架等。這些犯罪所指的對象，則大多是廠方管理者，如老板、經理甚至工頭。

　　“勞資危機化為隱性抵抗，首先將會大大降低公司的運營效率，而且不滿情緒逐漸蔓延，最終造成的是企業員工流失。”曹繼光指出，由于工人在與廠方的勞資關系沖突中大多處于弱勢地位，反抗和報復的結果是兩敗俱傷，那么就只好選擇離開，“員工的流失和‘民工荒’現象的出現，就是勞資危機的直接產物。”

　　有關資料顯示，2004年珠三角這個中國制造業的心臟用工缺口已達200萬人，但這個缺口并不主要由經濟規模的擴大造成，更多的原因則是珠三角企業的勞資危機。南海某服裝企業老板向記者訴苦：今年我甚至開出“挖來一個工人，獎勵100元”的條件，但至今也沒招到幾個工人。他還告訴記者一個怪異的現象：在勞動力大量短缺的情況下，出現一種專門帶著工人跳槽的“工頭”，他們一般串聯幾十乃至上百名工人，如果在一家工廠做得不滿意，立刻就群起跳槽到別的工廠。

　　在很多時候，不管是選擇對抗還是選擇離開，員工的個體行為常常隱在浮華都市、迢迢客商的背后。但當個體行為演變成集體的抗爭行動后，危機的破壞力就已經不僅止于單個的企業了。

　　2004年10月6日上午，深圳美芝海燕電子廠的3000多名員工以“薪酬太低”為由，集體上路討說法，造成深圳市內北環大道雙向交通及附近交通要道癱瘓4小時之久。事件發生后，深圳市政府和福田區政府的有關領導出面與員工們進行了長達30分鐘的對話，近千名警察、保安和防暴隊員也急赴現場維護治安。

　　而在這一事件中廠方的損失更加巨大：單是為平息事端，電子廠就不得不支出了1000多萬元現金。

　　危機顯然是誰都不愿意面對的，那么，造成勞資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2年工資僅漲68元

　　“我們忽略了另一個問題，100元對于工人很重要。”在鞋廠工人騷亂事件后，興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部經理闕如昕的“總結”似乎直指關鍵。的確，對于那些來自農村、漂泊異鄉的打工仔來說，掙錢幾乎是他們全部的使命，任何影響“使命”完成的事情，都是無法容忍的。

　　據介紹，興昂鞋廠旗下各廠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資為450元，這是勞動法規定的每周44小時工作的報酬，也恰好是東莞法定最低工資——這意味著除去每月150元伙食費和48元住宿費的必須開支外，工人僅余的只有250元。而要拿到更多的錢就必須加班。按照勞動法的規定，他們8小時外的加班可獲得1.5倍的報酬，周末加班則為2倍，如果每周工作到60小時，一般月薪才能到700元以上。

　　通過對附近其他企業的調查，記者了解到，興昂鞋廠工人的薪資待遇并不算低，和整個珠三角的同類企業相比，甚至還算是中等水平以上。那么為什么偏偏是興昂鞋廠的工人會“揭竿而起”呢？

　　“我們的初衷是希望工人們過得舒服一點。”興昂公司有關負責人說，從2004年初開始，興昂下屬5家鞋廠嘗試讓工人每月的休息日從4天增加到6天，也就是說，工人的加班工時將大幅減少。但事情卻在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到了發薪日，大多數工人發現，拿到手中的工資都減少了100元左右。對于廠方給出“生產效率并未提高”的說法，工人們非常氣憤：工廠的出貨量擺在那兒，并未減少啊。100元，正好相當于減少的兩個加班日的報酬，很快，工人們的不滿越來越重地淤積起來，終于演化成為騷亂。

　　“鞋廠工人的騷亂，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無組織的宣泄，它看似是一家企業因工資待遇問題而起的勞資沖突，實際上卻是整個珠三角加工制造業工人工資水平低，導致勞資關系緊張的集中體現。”樂正博士分析指出，低工資、超時工作、沒有醫療和社會保險、拖薪欠薪等一系列問題，派生出的是安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缺失，勞資危機的進一步演化就必不可免。

　　從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一份報告中，記者獲知這樣一個驚人的信息：12年來，珠三角民工的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在豬肉或大米的價格已漲了3倍以上，公務員的工資也漲了5倍以上的情況下，民工“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對此，廣東中山某電子器件廠老板深有感觸地告訴記者：工人們對于工作環境、生活質量以及不盡如人意的社會待遇等，實際看重的并不多，但工資水平低了，拿到手中的薄薄幾張紙確實讓人心涼。

　　很顯然，勞資危機演化為沖突的誘因很多，但都集中通過工資水平低體現出來。然而，精明的老板們難道就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么？

　　“夾縫經”

　　“我們也希望工人能多掙錢，他們生產的產品越多，我們的效益也才能越好。但現實情況卻讓我們很為難。”在深圳設廠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服裝老板說：誰都不希望勞資沖突落到自己頭上，然而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啊。

　　這本“難念的經”，就是工人希望延長工時多掙錢，采購商要求減少加班工時，和《勞動法》規定控制加班時間的“夾縫經”。

　　“只要給錢，我們愿意加班。”來自四川農村的楊勇，1998年到珠三角打工，先后在4家公司干過，超時加班在每一家企業都是家常便飯。剛到時，他的月工資只有60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的600元收入靠的就是加班。目前我所在的這家電子產品企業，每天加班5小時，每月只休息一到兩天，遇到趕工季節，最多時我一天要干16小時。”

　　楊勇的說法其實是很多打工人的心態，在廣州市某機構曾做的關于“是否愿意加班”的調查中，結果讓人瞠目結舌：90%以上的員工表示愿意加班。

　　工人們愿意加班，采購商卻并不買賬，遭遇工人騷亂的興昂公司就面臨這樣的矛盾。

　　興昂公司于1991年從臺灣遷至東莞，目前工人總數已達3.5萬人，每年為銳步、耐克等著名的國際品牌生產近3000萬雙鞋，銷售值超過30億元人民幣。進入2004年后，隨著歐美國家開始強制實施SA8000(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跨國公司在采購時對供貨商有了減少工人加班工時的要求，如耐克就明確要求每月加班不超過36小時。在此壓力下，興昂開始嘗試讓工人減少加班時間，但工人勞動時間減少后工資也應聲下落，形勢因此而惡化。

　　不按照采購商的要求減少工時，意味著老板們拿到手中的訂單要泡湯，而不按照《勞動法》規定控制加班時間，則意味著違法，將受到罰款甚至停產等處罰。

　　《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1天，每天法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如果真按照這樣的規定執行，不但企業賺不到錢，工人也掙不了錢。”廣州佛山某燈飾廠老板調侃地說，珠三角99%的加工企業都身負原罪，而決定寬恕或者懲罰我們的上帝，就是勞動執法部門。

　　“實際上我們的執法力度已經大打折扣了。”深圳市勞動監察大隊曾虹文透露，他們有條不成文的“三條基本線”：一周必須保證工人休息一天，每天最多加班3小時；加班必須是工人自愿，不能有舉報；必須按標準給加班費。

　　按理說這個已經越界的“基本線”足夠寬松了，但從記者對部分企業的調查情況看，老板們依然覺得“夾縫生存”很難。不少人表示：在訂單、法律和工人待遇的幾方夾擊中，我們很難取舍，往往看重訂單遵守法律了，結果卻是工人收入減少，勞資危機愈演愈烈。

　　“只想著就事論事解決問題，這并不僅僅是一兩家企業的悲哀。”樂正博士指出，“不能從根本上找出勞資危機的根源，這將是整個珠三角的悲哀！”

　　沉重的珠三角

　　有這樣一個說法：在珠三角的每1平方公里土地上，都站著至少2000名外來工。這意味著珠三角的每一塊土地都是無比沉重的，尤其在勞資沖突愈演愈烈的今天。

　　“我知道勞資危機的主要誘因就是工資水平低，以及拖薪欠薪等，但企業的能力就是這樣，我又能怎么辦呢？”譚明華是深圳八卦嶺工業區一家專為國外商家做電子元件來料加工的企業老板，他向記者交底：我們廠的技術、原料包括成品等都是外方的，我的投入只有廠房和人工，簡單說的話，我賺的就是“人頭費”。

　　的確，就譚明華的情況看，在中國制造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形勢下，如果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待遇，勞資之間的危機固然能緩解，但他的利潤就很難保證，甚至企業能否正常運營也是個問題。那么，出路何在呢？

　　“譚明華面臨的難題，也是整個珠三角的難題。”有關專家指出，對于一個企業來說，研發新技術，更換新設備，改進生產工藝，提高管理水平和生產效率，改變要素投入構成是解決利潤問題和勞資危機的重要途徑。而對于整個珠三角來說，關鍵還是在于對傳統的粗放型加工制造業，進行全方位的產業結構和運營模式的調整。

　　據介紹，作為中國制造業的“心臟”，珠三角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主要有三種企業：一是外商獨資企業，二是中外合資企業，三是典型的來料加工企業。前兩種由于擁有自己的技術設備和研發能力，集約化程度高產品附加值高，員工的工資待遇都不錯；第三種企業則都不具備這些優勢，用工卻占了整個珠三角75%以上，這無疑讓珠三角的勞資危機顯得尤為沉重。

　　很明顯，靠“三來一補”起家的珠三角，實際上一直沒有走出“高技術產品，低技術制造”的怪圈。過去的那種“企業靠壓低工資、減少勞動條件及福利投入，以此實現低成本開支低水平獲利”的模式，已經越走越窄。越來越多的跨國采購商以訂單為籌碼，要求制造商執行SA8000標準，珠三角的勞資危機因此更顯沉重。

　　調查手記

　　岔路口的困惑

　　因為廉價的勞動力，珠三角的加工制造業曾經迅猛騰飛，成為了中國制造業的心臟。

　　因為勞動力的廉價，如今珠三角的加工制造業卻舉步維艱，成為了“民工荒”和勞資危機的重災區。

　　有人說民工荒的積極意義，在于改變人們對“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認識；那么勞資危機的積極意義，是否應該是讓人們正視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模式的轉變問題呢？

　　10多年一成不變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模式，已經讓珠三角難以留住往日的輝煌。是繼續因循守舊按照傳統的方式生存下去，還是窮則思變來一次徹底的淘汰和調整，珠三角無疑正深刻體會到一種岔路口式的困惑。

　　而事實上，珠三角面臨的問題在全國其他地方同樣存在。當西班牙中國鞋城那一股濃煙冒起，當美國海關“66%的假冒產品來自中國”的聲音傳來，當越來越多爭論中國制造業何去何從的言論響起，我們何嘗不能體會到一種全方位的彷徨？

　　這種彷徨的感覺絕不僅只屬于珠三角，它開始慢慢地降臨整個中國制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