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進口價格的風險及對策

　　特約撰稿 梅新育

　　趨勢：初級產品進口價格風險凸顯

　　近20年來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同時也是初級產品進口不斷增長、初級產品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過程。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便成為初級產品凈進口國，初級產品進口額1998年為229.52億美元；2003年為727.83億美元，同比增長47.7%；2004年1月-9月更高達853.55億美元，同比增長59.4%。

　　初級產品貿易逆差1998年只有23.5億美元，2000年突破200億美元，2003年為379.73億美元，2004年1月-9月便高達568.75億美元，比上年全年逆差額還高近50%。我國已經成為鐵礦砂、銅礦砂、錳礦砂等多種初級產品的最大進口國。(見表1)

　　隨著初級產品進口的增長，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風險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日益凸顯，最突出的例子莫過于進口石油天然氣產品的價格風險。

　　進口石油天然氣產品劃分為原油、成品油、烴類氣體3類。(見表2)2003年末以來，國際市場油價高漲，2003年9月至2004年12月，國際市場油價從27美元／桶一路沖上55.17美元／桶的頂峰(2004年10月22日紐約商品交易所輕質低硫原油期貨價格)，其后雖有所回落，但仍維持在40美元／桶左右。我國石油天然氣產品平均進口價格隨之也創造了10多年來的最高紀錄，2004年1月-9月進口原油平均價格為261.4美元／噸，進口成品油平均價格為232.7美元／噸，進口烴類氣體平均價格為353.7美元／噸。

　　假如2004年1月9月我國進口石油天然氣產品平均價格維持在2003年的水平(仍然是近14年來第二高價格)不變，同期原油、成品油、液化石油氣及其它烴類氣體進口量不變，則我國進口原油、成品油、液化石油氣及其它烴類氣體的支出可以分別減少約39.7億美元、7.0億美元、2.1億美元，合計約48.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403.6億元)，等于2004年1月-9月我國GDP(93144億元)的0.43%。換言之，2004前3個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因進口石油產品價格上漲而損失0.43個百分點。

　　不僅石油天然氣產品，其它初級產品進口價格的波動也相當顯著。(見表3)其中，大豆、原木、紙漿、羊毛、棉花、鐵礦砂、錳礦砂、銅礦砂、鉻礦砂、氧化鋁、紙及紙板等11種主要進口初級產品，我國的進口數量都大幅增長，進口價格也明顯上漲，從2002年到2004年前3個季度，上述11種主要初級產品平均進口價格上漲幅度均在兩位數字以上，其中鐵礦砂、鉻礦砂、氧化鋁3種商品平均進口價格漲幅高達3位數。

　　進口商品價格上漲不僅加大了2004年我國國內部門的通貨膨脹壓力，而且損害了我國出口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因為只有有能力壟斷國際市場的出口者才能將投入品漲價的壓力轉嫁給買方，在技術密集型產業，壟斷能力來自對核心技術的掌握；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壟斷能力來自對銷售渠道的掌握；而我國出口規模雖然龐大，但在總體上既沒有掌握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核心技術，也沒有掌握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銷售渠道，向買方轉嫁漲價壓力的能力不足。

　　有鑒于此，規避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價格風險已成為我國對外經貿中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由于我國兼有初級產品進口大國與部分初級產品出口大國雙重身份，因此，我們所要規避的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價格風險包括兩個方面：進口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風險、出口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的風險。

　　針對上述風險，我們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規避、降低價格風險：借助衍生工具規避價格風險；建立重要大宗初級產品的戰略儲備和價格干預基金；發展初級產品進出口價格卡特爾，包括推動企業在海外集體采購原料、建立出口價格聯盟，等等。

　　對策一：

　　借助衍生工具規避價格風險

　　商品期貨等衍生工具市場具有價格發現、風險轉移和提高市場流動性等功能，與通過價格卡特爾方式降低價格風險相比，期貨市場有其獨特的優勢。

　　就長期而言，我國規避價格風險應當立足于發展國內期貨市場，同時奪取價格制定權，不再充當國際游資操縱下的被動的價格接受者。但在國內期貨市場尚不發達而初級產品進出口規模已經極為龐大的情況下，至少就近期、中期而言，我國還需要充分利用境外國際期貨市場的功能。

　　目前我國對境內企業和居民參與境外期貨交易的管制相當嚴厲，迄今只有26家企業獲準進行境外期貨交易，而且在業務種類和具體操作方面必須接受極為嚴格的限制。這種管制不僅限制了期貨市場的功能，而且可能導致逆向選擇。因此，我國需要在改進風險控制系統的同時有序開放國內企業和居民參與境外期貨交易。(具體案例見附文一)

　　對策二：

　　應用戰略儲備及價格干預基金

　　在國際市場油價波動激烈而國家能源安全受到廣泛矚目的背景下，建立大宗初級產品戰略儲備已經成為當前的熱門話題。

　　據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設立了專門的國家石油儲備辦公室，一期工程初步確定岙山、鎮海、黃島、大連4個儲備基地。與此同時，建立專門的重要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干預基金的論述也有升溫之勢。

　　應當指出，雖然建立重要大宗初級產品的戰略儲備極為必要，但在建立和運用價格干預基金方面必須慎重。

　　且不提價格干預基金的資金來源，假設價格干預基金足額、準時到位，價格干預基金如期建立，在準備投入運作時，我們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確定合理的干預目標價格。片面追求壓低進口資源價格往往并不可取，因為我們需要大量進口的許多初級產品國內也在大量生產，而且這種格局在長期中不應也不會改變，因為盡管擴大利用海外資源勢在必行，我國仍然必須對利用國內資源給予充分的重視，尤其是采掘業(詳細論述見對策三)。

　　不僅如此，我國某些大宗初級產品事實上由一些大型企業集團(如中石油、中石化、中鋁等)壟斷經營，這些企業集團獲得這些壟斷權利的代價是繳納沉重的賦稅和上繳巨額利潤，就其本質而言，這實際上是財政汲取收入的一種方式。盡管壟斷經營體制受到了普遍抨擊，但鑒于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和資金流動監控系統還極為薄弱且短期內難以徹底改觀，征收直接稅的成本太高，通過壟斷企業獲取變相的稅收收入不失為一種低成本的替代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設定的干預目標價格過低，可能嚴重損害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須知，在社會分化加劇、政府承擔的社會保障義務趨向上升之時，損害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風險可能是我們所無法承受的。

　　綜上所述，為穩妥起見，對建立初級產品價格干預基金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運作方式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對策三：

　　重視和加強國內資源開發

　　基于以下理由，我國仍然必須對利用國內資源給予充分的重視，尤其是采掘業。

　　首先，作為一種勞動密集型產業，采掘業至今仍然能夠給我國國民提供相當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對于大批缺乏專門技術的勞動力而言，采掘業幾乎是他們脫離低收入農業部門的唯一機會；對于不少邊遠貧困地區而言，采掘業也是他們分享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利益的唯一現實機會。

　　其次，過度依賴外部資源存在巨大政治風險，而國內資源開發有助于我們遏制國外資源供應方的漫天要價。雖然在今天的社會上，“與國際慣例接軌”已經取得了壓倒性的話語霸權，但我們不應忘記，當年西方和東方集團的貿易封鎖幾乎令我國窒息近30年之久；同時，既然將我國視為最大潛在挑戰者的其它大國控制著主要資源產地和航運要沖，那么，我們過去沒有、現在不應、將來更不能寄希望于其他大國良心發現，我們的決策只能立足于讓其他任何勢力都難以訛詐我們，或是讓他們意識到如果企圖訛詐我們就要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而得不償失。

　　對策四：

　　發展價格卡特爾

　　大買主或者大賣主通常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價格走勢；但在世界初級產品市場上，我國這個大買主通常仍然只能充當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在出口貿易中同樣如此，這種情況表明我國很有必要在初級產品進出口貿易中發展價格卡特爾。

　　本文所稱的初級產品進出口貿易中的價格卡特爾包括兩種形式：企業在海外集體采購原料、建立出口價格聯盟，前者是為了增強談判能力，規避進口的價格風險；后者則是為了降低出口的價格風險。

　　在推行這一策略時，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防止國內外反壟斷法(競爭法規)的干擾。

　　在市場經濟環境里，反壟斷法(競爭法規)的地位極為重要，成熟市場經濟體普遍將競爭法規視為“經濟憲法”，其地位凌駕于其它所有經濟法規之上，西方國家均制定了一系列競爭法規，用以制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我國也早在上世紀90年代便擬定了《反壟斷法》草案，目前《反壟斷法》已經再次成為立法的熱點議題。不僅如此，在國際上，競爭法規的跨境適用(或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轄制度)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歐盟已建立了效力覆蓋整個統一大市場的競爭規則和執行機構；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中，西方國家也力圖將“貿易與競爭”作為“新加坡議題”之一納入談判議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如果在初級產品進出口貿易中建立價格卡特爾，就有可能與國內外反壟斷法(競爭法規)發生沖突。(具體論述見附文二)

　　二、推動企業重組，打擊腐敗，增強初級產品進出口貿易價格卡特爾的有效性。

　　卡特爾組織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所有成員都明白，共同維持壟斷高價對所有成員均有好處，但在壟斷高價刺激之下，市場份額較小的成員有強烈的動機“背叛”卡特爾協議�？ㄌ貭枀f議價格越高，成員競爭性“背叛”動機就越強烈。最初的一兩個“背叛”的成員沒有受到制裁，別的成員就會爭先恐后效仿，最終導致價格卡特爾癱瘓或解體，價格甚至可能落到組成卡特爾之前的價格之下。因此，價格卡特爾一時的“成功”本身就蘊藏著導致其自身最終癱瘓乃至解體的因素，這就是卡特爾的悖論。

　　低價競銷之所以成為我國出口貿易中久治不愈的痼疾，部分根源就在于企業結構問題，小企業占出口的相當一部分比重，為數眾多的小企業天然難以達成有約束力的價格協定。鑒于新《外貿法》已于7月1日起正式生效，企業獲得外貿經營權的政策門檻幾乎全部取消，如果不采取相應的對策，我國建立有效的初級產品進出口價格卡特爾的難度將更大。為此，我們需要采取以下策略改變我國初級產品(主要是礦產資源)出口中中小企業所占比重過大的狀況，從而增強價格卡特爾的有效性：

　　首先是推動企業重組，而決定初級產品企業重組成敗的關鍵又在于利益分配。我國礦產資源多數分布在邊遠地區，采掘業是當地主要財源，地方政府為了獲得較多收入，傾向于開辦自己所有的中小型礦山，乃至縱任當地居民的偷采行為，而不是將其納入中央、省屬的大型企業集團。為此，中央一方面必須對地方政府明顯的違法行為予以嚴懲，樹立中央的權威；另一方面需要在初級產品企業重組中保證、提高地方的收入水平，如結合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準許地方政府參股、提高有關稅收中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等等。這樣，就可以較好地解決利益分配問題：如果這類礦山企業所需投入品大部分無法由當地提供，對當地產業的直接拉動作用不明顯，那么就更需要通過上述措施保障地方利益，從而提高地方政府配合、促進企業重組的積極性，進而兼顧緩解國內區域發展失衡與實現出口收入最大化雙重目的。

　　其次是打擊腐敗。我國許多中小民營礦山企業的部分乃至全部股權實際上屬于當地腐敗官員所有，這些腐敗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廣泛、深入干擾采掘業正常經營秩序，不僅導致礦難不斷，而且導致中小礦產企業占有較高比重，價格卡特爾難以運作。因此，打擊腐敗、消除“官礦一體”現象不僅有助于伸張社會正義，鞏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將有助于改進我國初級產品(主要是礦產品)的出口經營秩序。

　　三、盡可能形成寡頭競爭格局，避免完全壟斷。

　　由一家企業獨占某一種初級產品進出口經營的完全壟斷格局容易產生妨礙技術進步、無限制索取壟斷高價、服務態度惡化、內部人才受壓制而庸才受重用等副作用，也容易受到貿易伙伴的抨擊，因此在發展價格卡特爾時，應當盡力避免完全壟斷，盡可能引導形成寡頭競爭格局。

　　(本文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人員)

　　附文一：

　　中航油事件反思：不是衍生交易的錯

　　2004年末爆發的中航油事件中，這家公司的石油衍生品交易以5.5億美元虧損額創造了中國企業海外衍生交易損失金額的新紀錄，昔日的明星企業就此陷入滅頂之災，其影響所致，金融衍生工具令不少人談之色變，甚至有人建議徹底禁止中國企業從事衍生交易。

　　但是，中航油翻船，最大的教訓不在于投身衍生市場，因為衍生工具本來是作為避險工具而問世的，只是不恰當的運用才使得風險百倍、千倍地放大；也不在于使用了一批外籍交易員，因為國內還缺乏足夠高水平人才，聘請高水平的外籍操盤手應當是合理選擇；甚至也不在于實施了錯誤的交易策略，選擇了收益不大風險卻很高的賣出看漲期權業務。

　　中航油事件的本質失誤在于，陳久霖個人獲得了不受規章制度約束的特權，中航油內部本來相當嚴格的金融風險控制規定淪為具文，致使一筆本來可以在帳面虧損500萬美元時止步的交易最終發展到了虧損5.5億美元的地步。

　　因此，盡管中航油事件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但借口中航油事件而強化對境外衍生交易的外部管制可能是個更大的錯誤。

　　這是因為，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的龐大規模決定了對價格風險避險工具的需求，企圖依靠收緊外部的市場準入管制不僅無助于降低風險，反而有可能因逆向選擇機制而適得其反：倘若監管部門政府嚴厲限制國內企業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市場準入，只希望從事套期保值的企業和個人將因為管制提高了成本而放棄，投機傾向強烈的企業和個人則不惜付出額外代價規避管制去參與境外期貨交易，導致境外期貨交易參與者中投機者的比重高于放松管制情況下的投機者比重，從而提高了中國企業境外期貨交易的整體風險水平。

　　有鑒于此，盡管爆發了中航油事件，但我們不應當因噎廢食，仍然應當有秩序地逐步放松對衍生交易的市場準入管制和業務管制。

　　附文二：

　　如何避免國際貿易壁壘的影響

　　我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在本國《反壟斷法》立法中確定“外經貿競爭例外”原則。傳統競爭理論只看到了完全競爭和壟斷兩種極端的市場形式，主張對卡特爾等限制競爭的組織形式一律禁止�，F代競爭理論則看到了在完全競爭和壟斷之間存在寡頭競爭的市場形式，并認為完全競爭不能實現競爭功能目標，主張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許卡特爾等限制競爭的組織形式存在，甚至采取某些競爭政策措施促進卡特爾的形成。

　　正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在競爭法規的實踐中，西方發達國家一般實行必要的競爭限制和調節，合理劃定競爭例外范圍。其中，外經貿就是一個重要的競爭例外領域。

　　發達國家之所以在外經貿領域實行競爭例外，普遍準許建立出口卡特爾和進口卡特爾，是因為這樣做可以使本國企業結合成一個整體在國際市場上開展競爭，避免由于相互競爭而競相提高進口商品價格、壓低出口商品價格，從而改善本國貿易條件，提升本國在國際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作為全世界對外貿易依存度最高且對外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不利的大國，我國在《反壟斷法》立法過程中也應當確定“外經貿競爭例外”原則。

　　2、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法規，尋找其中可以用于規避反壟斷限制的條款。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競爭法規不健全，我們研究的重點應當放到發達國家的競爭法規上。具體而言，在規避海外集體采購制度的反壟斷法風險方面，我們需要重點研究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擁有豐富資源的發達國家的競爭法規；在規避出口價格聯盟的反壟斷法風險方面，我們則需要研究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競爭法規。

　　3、通過與貿易伙伴簽署雙邊、區域經貿協定，為我國企業的海外集體采購行為和出口價格聯盟取得競爭法規豁免權。

　　4、著手研究世貿組織框架下的貿易與競爭規則問題，力爭取得未來多邊框架下的競爭規則談判主動權。在2004年8月1日達成的《多哈回合框架協定》中，“貿易與競爭”議題已被剔出多哈回合談判議題，但這并不意味著該議題一定不會被納入世貿組織下一輪多邊談判的議程。為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及早部署研究這一問題。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