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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國在某一領域或某些領域中以過剩作為自己的周期特征的話，人民在奔向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會是多么的艱難和無常——
□賈華強
“每公斤9分錢，是冬儲大白菜在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的價格；每公斤5分錢，是冬儲
大白菜在河北固安縣馬公莊市場的價格；每公斤3分錢甚至2分錢，是冬儲大白菜在固安縣北馬鄉東徐村的價格。”
“河北固安縣是北京大白菜的主要供貨地，今年，大白菜豐收了。但受北京今年大白菜價格下降的影響，豐收并沒有給固安縣的菜農帶來喜悅，能收回本錢都成了他們最大的愿望。”
當看到這些天媒體上的報道時，筆者作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不由得感到一陣陣辛酸和苦澀。時代已經進入到21世紀，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也已經有10多年的時間了，但即使如此，以稀缺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經濟學，面對著市場上的過剩，面對著由這種過剩所形成的人們在收入上的不升反降，面對著幾個世紀前傅立葉的名言“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變成了現實，卻顯得那么束手無策。很難想象，如果我國在某一領域或某些領域中以此作為自己的周期特征的話，人民在奔向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會是多么的艱難和無常。
這次大白菜現象有力地說明，市場所容納的社會生產力仍然是個別生產力的支配力量。就每一個個人或企業的生產來說，它所形成的生產力是個別的生產力，這些個別生產力的總和，構成一個社會現實的社會生產力。但是，在市場上，由需求所左右了的社會實際的購買力，卻是我們社會對這種個別生產力總和所應該提供的社會生產力的界限。正因為這樣，在北京市場上對大白菜的需求量既定的情況下，即使白菜的種植面積不變，僅僅由于白菜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這一事實本身，便會使一部分白菜的個別生產力不能夠轉化為市場所容納的社會生產力，而成為了多余的生產力。在這里，市場本身表現出了它的無情和殘酷，社會生產力更是表現出了它的內在規律所具有的強制性。
這次大白菜現象有力地說明，在現代生產力條件下，市場本身是沒有能力駕馭這種社會生產力的。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存在著市場崇拜癥，認為只有市場在現代社會中是有效率的。然而，從短期的、靜態的情況看，投身于市場價格中的大白菜，卻并沒有隨著其生產效率的提高，給它的所有者或種植者帶來與生產效率提高相適應的收入效益，也沒有使社會資源的使用和產出做到可持續發展。而從長期的、動態的角度來看，雖然部分大白菜會在市場上得到實現，從而強制地為自己的價值或價格實現開辟出一條道路，但普通人都能夠預期到的一個事實必然會是：這種道路的開辟，是伴隨著對一部分社會資源和財富的破壞(即生產出來的商品不能實現)而完成的，是對一個社會已形成的生產力總和的巨大破壞。從這兩方面看，市場本身所體現出來的，恰恰不是它的有效率的一面，而是它的失效的一面。在這里，過度競爭是市場所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避免的惡果，從而在歷史上的無數次以后，又一次給我們宣布了“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這一薩伊定律的破產。
這次大白菜現象有力地說明，政府本身也不必然是駕馭社會生產力的強大力量。比如北京市農業局，可以知道北京的種植面積有多大，大概的產量有多少，但它不知道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產量將如何，所以使菜價只能完全按市場規律走。有關人士曾分析，這次大白菜現象反映出了三個問題：一是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比如沒有在產地建立相應的保鮮庫，讓農民在豐收年而價格又不高時，能把蔬菜暫時囤積起來以待時機；二是加工業不發達，導致原料不好賣時，無法加工成咸菜、酸菜等副產品；三是農業保險推廣力度不夠，導致農民的損失無法彌補。這些表明，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關系中，政府名義上有著宏觀經濟調控的職能，有著駕馭社會生產力的可能性，但如果政府本身的這種經濟職能不完善，沒有相關的信息系統、處理系統、實施系統等等，相關政府機構的存在除了增加社會成本外，在經濟上的職能和作為幾乎是為零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政府具有、并且也主動積極地行使自己的經濟調節職能，它才有可能克服(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市場失效所帶來的財富破壞、資源破壞現象。
綜上可見，在市場社會生產力的反作用力壓迫下，如何使我國的個別生產力總和即現實社會生產力與這種市場可容納的社會生產力基本相適應，乃是經濟現實留給實踐家們和經濟學家的一道重大課題。在市場經濟的既定前提下，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如何從書齋走向現實，這次的大白菜現象，應該說，給經濟學者們留下了一抹學術上揮不去的苦澀。
(作者為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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