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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缺乏”與“信用過度”并存
高速發展的擔保行業因為種種問題導致自身的信用危機，并由此對行業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信用擔保額的放大倍數是擔保機構信用能力的標識，國外正常的應在自有資金的5～12倍。然而，在國內，一方面是擔保公司的平均信用額放大僅2倍多。有的擔保公司只得以自己的資產全額質押于銀行，為被擔保企業貸款。一些銀行甚至提出更為苛刻的要求，讓擔保機構在銀行存入1∶1的保證金，即存200萬元才能貸200萬元，直至客戶歸還貸款。然而，擔保公司之所以叫信用擔保，核心就在于其自身有專業的風險控制能力，可以實現信用增級，擁有放大功能。如果是按照1∶1甚至折價來融資，它和質押、典當又有何異？其擔保的作用也就無從談起。
銀行其實也有自己的苦衷。面對全國3000多家專業擔保機構，銀行哪有能力和時間去一一識別？銀行在和擔保機構進行合作前，通常要和擔保機構直接接觸，考察其管理水平、業務能力等來判斷其信用等級，還要在合作中不斷篩選、淘汰有“前科”的擔保公司。這些耗時耗力的事情，決定了能夠獲得銀行信任的擔保機構數量不會太多。
信用缺乏僅僅是擔保公司難以健康發展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有的擔保公司的信用額度又走向另一極端，信用擔保額的放大倍數高達30倍。這說明，中國擔保業正面臨雙向的信用危機——從“信用缺乏”到“信用過度”，且“信用缺乏”與“信用過度”同時并存。中國擔保業剛想繁榮一把，卻又跌入了生存危機。
實力弱小難獲信用增值
安徽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中心副主任葉斌說，目前擔保機構雖然發展快但實力較弱，市一級以政府出資為主的擔保機構資本在1000萬到2000萬元間，縣一級的機構其實力就更小了。
由此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以信用增值、信用放大(擔保總額與擔保機構注冊資本之比)為主要功能的擔保機構，在資本急速擴張的同時并沒有讓信用價值同比增長。安徽省擔保機構的放大倍數依然維持在3倍左右(正常的放大倍數為5到10倍)，寧波市的放大倍數僅為2.4倍。而在日本等國家，擔保機構的放大倍數可以達到20倍。
葉斌認為，擔保機構的信用增值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實力，二是運作能力。而粗放式的發展徒有數量規模，卻無法形成信用的規模效應，使擔保業的發展日益艱難。
在浙江省，截至2003年底，擔保公司的資本金總額為24.77億元，平均每家約1000萬元，縣、鄉鎮級擔保機構的資本更少。2001年底，杭州3l家擔保機構注冊資本共1.91億元，平均每家613萬元。由于規模小，2001年通過擔保機構擔保貸款只有5億元，僅占同期金融機構工業短期貸款總額的0.96%；蕭山區11個鄉鎮擔保機構的注冊資本為1309.08萬元，最高的208萬元，最低的60萬元，平均每家119萬元。
資金實力弱小必然導致擔保能力不足。至2003年底，浙江省累計擔保責任余額為61.17億元，放大倍數約2.47倍，相對于該省100多萬家中小企業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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