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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鳴
要做到客觀評價中國經濟與行業發展，必須破除“數字崇拜癥”。數字本屬中性，但當它和一個行業當事方面，特別是“主管部門”的政績聯系在一起，往往變異。物極必反，一味謀求數字，數字可能喪失正面語義，甚至帶有“原罪”。
譬如，當事部門證明自己工作績效，愛說本年度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直接融資總額多少、同比增加多少。殊不知，在股權割裂與高價發行狀況下，投資者據此以一個平均基數換算，立馬知道總共又有多少資金被掠奪了、同比又多掠奪了多少。于是，這些數字面目可憎。
正是從數字著手“攻錯”，近幾天，中央財經大學保險系主任郝演蘇觸發了中國內地保險業的一場“地震”。郝演蘇以一項研究證明中國保監會2003年統計結論存在重大瑕疵，其核心論據與觀點是：依據保監會數字，2003年中國內地實現保費收入3880.4億元，同比增長32.4%；但這3880.4億元保費收入中，包含有高達1670.01億元的分紅險收入，以及約94億元的萬能壽險和投資連結險收入；按照境外發達市場的統計口徑，分紅險、投資連接險保障比重極低，屬于托管資產而不能計入保費收入——因此，計算之下，2003年中國內地保險業“統計泡沫”高達40%；反映人均保費支付狀態的保險密度指標并非官方所公布的287.44元，僅為163.73元。
與有關部門習慣用數字說明工作成績和繁榮景象“神似”，郝演蘇同樣“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進而認為，中國內地保險業出現“大泡沫”表明，保險公司，主要是壽險類公司走入了歧途。發達國家是在保障型保險產品基本飽和后才轉向供應理財型產品的，而中國內地保險產品“跨越式”地以投資理財型為導向，導致投資連結險與分紅險產品充斥市場，造成的后果為，“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老百姓的保障質量并不見得有大幅度的提高”。在該方面，一個活生生的案例是，一個選擇分紅險的投保人不幸遇車禍去世，生前交納“保費”3萬元，受益人僅獲得3.1萬元賠付。
為了警示這一局面，郝演蘇一方面已將研究報告提交保監會負責人，另一方面來者不拒地接受媒體采訪，并作為門戶網站嘉賓，上網與公眾交流——“你買錯了什么保險”。
結合看待郝演蘇此項研究與保險業動態，不難發現，中國內地保險業近年來確實孳生、蔓延著一種“賭徒心態”。事實是，不少公司為了搞大資產(資源)規模，忙于悶頭圈錢而不怕寅吃卯糧。這是眾多公司忽視保障型產品研發與供應，熱衷理財型產品營銷的內在動因。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運行模式下，行業主管部門無疑例外地熱衷搞“本位主義”；向市場經濟轉型，今天的行業監管部門一時半會兒難改舊習慣——保險業監管部門對一些公司嚴重偏離保險功能、純屬以“高回報”誘因圈錢行為放任自流，顯示其有樂于看到所轄口子資源“坐大”的“本位主義”嫌疑。
之所以說保險公司存在“賭徒心理”，在技術層面上，一目了然的證據是，為了占有更多社會資源，不少公司不惜做虧本生意。近年來，保險業流行把投資連結險產品細化為固定回報產品，并通過銀行網點代理銷售，其資金成本為，普遍高于同期國債利率的固定回報率，加銀行代理費率，再加自身發生費率，總計一般不低于六個百分點；但同時期，保險公司平均投資年收益率一直徘徊在4%以下。這一收益與成本的缺口如何填補?惟有寅吃卯糧，以資產規模擴大掩蓋運作虧損累積。現在理財型產品銷售進帳占到“總保費收入”的四成，這一模式如果大規模地持續下去，虧損越積越大，保險業豈不是有成為第二個證券業之憂。
對此，或許有保險業人士辯解說，中國內地保險公司投資收益率低下與經營環境直接相關。一旦外部環境改善、投資渠道拓寬，保險公司投資盈利能力將大大提升，屆時消化因規模擴張造成的虧損不在話下，而且，規模越大、手中掌握的錢越多，化解歷史虧損越容易。這正是“賭徒心理”的寫照：表面上對金融大局充滿信心，實際上將前途交付不可預測。這同“券商思維”一模一樣，證券商曾經咬死一條：只要有行情，不愁咸魚翻身。結果呢?釀成了巨大金融風險!
毋庸質疑，保險業累積金融風險征兆已經暴露。顯然，在當前市場條件下，為自身良性發展計，保險公司應該回到以提供保障性產品為主正途上來；行業監管部門既然監管的是保險業，而不是銀行業、基金業、信托業，就不能繼續放任保險公司本末倒置，大做特做非主營金融業務。于社會公眾方面，則必須明晰自己購買保險服務的真實訴求所系——究竟是獲得風險保障，還是委托投資理財，并警惕保險公司的高風險行為。須知，保險公司同樣可能破產清算，而一不小心，眼下又進入了“個人金融債權有限保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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