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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9日 13:32 財經國家周刊 

  “十三五”城鎮化指標沒那么難

  文/劉士林 上海交通大學[微博]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

  中國城市化的基本國情是“農業人口多”,這是巨大的歷史包袱,但也意味著“城市化的后勁足和可持續性強”。

  十八屆五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十三五’城鎮化指標”備受關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據此估算在“十三五”時期年增長率需保持1%以上。而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4年16至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連續第三年出現了絕對數量下降;2014年農民工總量增速為2.8%,比2011?2012年的5%以上有較大下滑。再加上一些局部的“逆城市化”現象,如農村出來的大學生“不愿意留在城市而是希望回去”等。因此,有媒體認為中國“城鎮化在放緩”,這一指標的“完成難度大”。

  上述觀點只從勞動力、農民工等特定群體出發,統計數據來源也比較單一,同時存在對中國城市化的基本規律和國情特點認識不足的問題,值得商榷。

  一是“城鎮化放緩”與實際不符。“城鎮化放緩”不是一個新問題,一直有兩種聲音。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報告認為,中國高速城市化將在2013年左右結束。可同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卻預測2020年將達到60%左右。實踐證明,后者更符合實際情況。

  “放緩論”關注的勞動年齡人口等統計數據變化是事實,但宜放到中國城市化“語境”中去解讀。中國城市化的基本國情是“農業人口多”,這是巨大的歷史包袱,但也意味著“城市化的后勁足和可持續性強”。龐大的農業人口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是我國城市化持續快速推進的現實基礎與條件,因此“放緩”只是局部的而非整體的,是相對而非絕對的。

  同時,“放緩論”只是一家之言,更多的預測則是“看漲”。例如,2009年住建部預測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要進行30到35年左右;2012年《中國展望報告》認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總人數的比例將從1/2上升到2/3”;據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相關研究,在2050年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前,中國城鎮化年增長率將維持在1.2%左右。

  二是要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國有深厚的宗法文化傳統,血緣、宗親、同鄉、同學、戰友等關系,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并呈現出“一人進城,舉家城市化”的特點。

  隨著第一代人扎下根來或奮斗成功,各種在城市中“聚族而居”的現象相當普遍。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廣州、上海、北京的農民工中,有49.8%的新生代農民工是通過親友熟人找到工作;有10.4%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企業有“老鄉會”,受訪者中的58.1%都加入其中。實際上,這并不局限于農民工,包括“海歸”們也熱衷于搞各種“同學會”,并客觀影響著城市人口的集聚與流動。無處不在的宗法文化及其強大作用,超出了各種統計理論與方法的閾限,這也是不能簡單以統計數據判斷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三是對城鎮化要有新的理解。目前統計數據主要以“空間”意義上的“城鎮常住人口”為對象,可這一“界定”忽視了“生產生活方式”是劃分城鄉更重要、更基本的依據。在信息化3.0和互聯網+的背景下,“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間的傳統聯系已被“虛擬空間”打亂和重構,因此,在界定“城鎮化”時,既要考慮一個人實際居住在“城市還是鄉村”,也要關注他所從事的生產活動的性質是“工商還是農牧”。

  2014年阿里巴巴[微博]提出“千縣萬村,電商到農村去”,特別是2015年商務部等19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快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的意見》,農村電商迅速興起。浙江2014年底已形成62個淘寶村,有6萬人就業。此外,在農村還有很多從事“都市農業”“農業旅游”等的“城市人”。盡管這些增長很快的人群數量不詳,但實際上都已完成“城市化”。

  四是要找到農民工“不進城”的根源。“民工荒”不是一個新問題,這固然和快速發展的中西部 “截留”有關,但根子卻在于很多城市發展戰略出了問題。

  1990年代以來,出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壓力,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去工業化”和“大力發展服務經濟”戰略,核心是完成從“一二三”到“三二一”的產業變革。然而,在推進過程中卻遭遇兩大挑戰:“去工業化”抬高了“就業門檻”,隨著傳統制造業等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被轉移出去,大批只能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已“無工可打”,而且服務業的“蛋糕”也沒有想象得那么大。

  不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據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報告,在工業化4.0和國家日益重視實體經濟的背景下,未來我國都市產業結構調整將進入反復震蕩期,預計第二產業比例不會出現大幅下滑,在局部還會出現上升趨勢。這對農民工進城將是一個利好消息。

  五是城市化的需求依然剛勁。由于現階段城鄉差別依舊很大,主要問題不是人們“愿意不愿意進城”,而是“有沒有條件和機會”,這是很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還在限制人口、提升“門檻”的根源,同時也是我國城市化繼續快速增長的基本動力。

  因此,要完成“十三五”城鎮化指標并沒有那么難。事實上,對中國城鎮化而言,目前應考慮的主要不是調低指標,而是在科學預測城市化率的基礎上,未雨綢繆地布局未來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以盡可能地滿足未來城市增長的需求,這才是理性的和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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