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社保改革不能總讓企業職工吃虧

　　作者：南都社論

　　國務院副總理馬凱表示，“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50%，現在的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

　　關于中國的社保繳費是否過高，已經爭論多年，最猛烈的一波是在2012年，網傳“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此前，官方的反應多是以提供理據側面印證了中國社保繳費很高，但副總理明確承認社保繳費偏高，確為首次。

　　社保繳費高不一定會引發民眾不滿，北歐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一直備受艷羨，香港的低稅收低福利模式也有人稱道。終究繳費水平和福利水平相匹配方為最關鍵的衡量標準，通俗而言，即性價比。

　　中國的社保費率引來的怨氣，歸根結底是因為性價比太低。雖然自2005年起，我國每年都會調整一次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但是經過了連續10年的上調，到今年1月，月均養老金才即將超過2000元，這與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人們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的充足性要求相去甚遠，甚至都跟不上通脹的速度。另外，養老都還處于屬地管理，即使“全國聯保”改革已進行多年，在實際操作中流通性仍然很差，很多地區都要求需在當地連續繳費15年以上方能享受相應福利，導致了“社保難保”的尷尬，減損了社會福利，并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如此一來，繳費水平超過大部分國家，而福利水平卻不如大部分國家，實難令人滿意。

　　然而，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適當降低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社保繳費率卻一直沒降下來。原因為何，馬凱在坦承完費率過高后緊接著就說了出來——— 基金收入增長幅度慢于支出增長幅度，降低繳費水平又會影響當期的收入。收支增長率倒掛，除卻基金保值增值的問題，還有一點惡性循環的意味：由于養老金緊張，繳費水平一直沒降，福利水平也一直沒升；社保的低性價比讓部分人，尤其是流動性大的草根勞動者，直接選擇了棄保，收入更為降低。

　　目前，養老金缺口的確比較嚴重，3個在職人員養一個退休人員，已處于支付能力臨界點。浙江曾請專家對此進行研究，結果顯示2018年- 2020年就會出現支付拐點。留給社保改革調整的時間已不多了。

　　社保改革迫在眉睫，如何改革成為焦點。而一個令人擔憂的發現是，若以過往和現時的一個改革思路分析，每一次改革都在減損企業職工的利益。當年國企員工并入養老保險制度的時候，直接從養老金中支付，但由于其在職時并未繳費，等于是正在繳納社保的企業職工們為其填了坑，養老保險制度由此站在了一個不公的起跑線上，直至目前企業職工仍在吃這個虧。而當養老金出現缺口導致支付危機，延遲退休作為新的技術手段登上舞臺，而熱議的一刀切延遲年限長于人均壽命的增長年限，這就意味著當前這批企業職工退休后可享受的福利年限可能縮短，又一次吃了虧。即使是近日正進行中的養老“并軌”改革，為了不影響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的當前待遇，在繳納社保費用之后規定同步推出企業年金制度及酌情漲薪，經計算，為此財政所需付出的成本或相當于一整年的財政收入，雖然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與企業職工的是兩個資金池，但財政的蛋糕大小不變，在對社保投入固定的情況下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于是，在本為縮小差距的“并軌”改革中，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待遇不變，企業職工卻間接地再一次被吃虧。

　　無論是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或是延遲退休的推出，本應是個學術問題，但由于歷史欠賬等因素的存在，讓養老保險制度的起始點與后續改革出現了新的變量，從而產生了新的問題。改革必有取舍，但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社會福利，改革思路應延續福利的本意，若偏差往負擔的方向，對個體與整體社會發展均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