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靜/文】“140公里”是什么概念？從北京天安門到天津市中心的距離也不過133公里，而這，卻是張希元每天上下班的路程。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一位標準的“經濟適用男”、年收入15萬的中關村白領張希元，花費200萬在河北香河購買一套230平方米的聯排別墅，而他的上班地點在北京中關村。他描述自己的香河生活：有煩惱卻也可以接受，雖然預想到房價不會只漲不跌，雖然擔心樓市終有一天也會像股市一樣萎靡不振，但卻必須入場去比賽。

　　無奈的“雙城記”，是否非如此不可？

　　作為全國“限購”出臺政策最為嚴厲的城市——北京，在經歷過一段時期的“伏”以后，未見更為嚴厲的政策跟進，自今年年初起，便開始了一路“起”的歷程，單價2萬的樓盤輻射直徑直抵六環外，連處于五環與六環之間的大興、房山、順義樓盤均價普遍已超過2.5萬元/平方米。至于“宇宙的中心”，更是曝出10萬元/平方米的單價，且隨行就市，這樣的“宇宙的中心”越來越多。

　　面對如此居高不下的房價，很多城市白領只能望其項背，而在各種“不得不買”的理由和壓力下，燕郊、固安等相對偏遠地段，成了北漂們兼顧“買房”“買得起房”的首選。

　　然而，“安居”與“樂業”是否也一勞永逸的兼顧了？從張希元的例子來看，很難！

　　拋開每個月2700元的交通成本不說，單是上下班車程3小時和每天面對的交通擁堵，就讓“他”和“他們”痛苦不堪，最終出現的局面是，張希元在堅持了3個月后，不得不悲壯又無奈地放棄這樣的生活模式，最終選擇周一到周五上班時間在公司附近租房，周末回郊區。

　　既然“買房”無可挑揀，那是否可以選擇不買來回避矛盾？各種現實原因決定這也并非“出路”。

　　對于租房而言，無產權決定無主動權，加之租房市場亂象頻出，承租者需要隨時面臨忍受和退讓。

　　對于未成家的年輕人，“群租”是一個省錢省時的最佳選擇，但同樣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不得不忍受他人的生活習慣，和共用公共場所帶來的不便。夫妻且會因為生活習慣不同而鬧矛盾，更何況陌生人乎？因此，由此帶來的忍讓非輕描淡寫可以帶過，個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租房遇上隔斷間，更是苦不堪言，廚房、客廳都可被改造成臥室，上下鋪塞滿人，無法獲得安靜空間不說，丟東西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再遇上中介橫敲竹杠，隔三差五漲租亂收費，“忍”這個字恐怕就更不好寫。

　　對于已有家庭的人來說，有“老”有“小”，只能選擇獨住，即整套租房。“面積”、“地段”與“租金”均正比例上升，而一味遷就“租金”將無緣于“幸福指數”。因此，對“面積、地段”與“租金”的權衡，實際也是一種現實退讓。而如何能“穩定”租房且價格合理上漲，卻不是承租者所能控制。租金在適當范圍內上漲屬合理，但往往，租金和房價的瘋狂程度成正比，房價上漲的毫無道理，讓租金上漲也無理由可言，這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搬家，“穩定”由此連貫被打破，最終被“租金”和“搬家”逼上絕路，只能咬牙跺腳郊區置業。

　　如此看來，“買”與“不買”，“買什么”，都不能選擇，“雙城記”便由此而來。

　　對于現實，能選可選的只有低頭，只是程度不一，內心底線高低不同，一旦觸及底線，面臨的結果可能是退至小城市，重新平衡“居住環境”與“幸福指數”，而小城市不同的人文環境和工作氛圍，又再添一個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

　　所以，有首歌這樣唱，“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到不了的地方叫遠方，多少人就這樣，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