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徇私枉法以及叛逃案目前已告一段落，但關于該案件的細節追蹤和深度剖析并未結束。日前，《南都周刊》以一組深度報道對王立軍進行多面透視，引發多方關注。筆者在這里要探討的，是王立軍的“劫富濟貧觀”。

　　據《南都周刊》報道，2010年9月，王立軍在一次座談會上公開表示，劫富濟貧是世界通用的。他以普京為榜樣稱：“十個人，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干掉，兩個一般富的一看，為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干得好。”他總結說，這就是民情，如果黃光裕在重慶，不會發展到今天。

　　王立軍這番談話，采用的是例證法和喻證法。如果嚴格以事實為尺度，俄羅斯總統普京拿本國超級富豪開刀所引發的公眾反應，與王立軍的談話所指當然不能劃上等號；至于黃光裕如果在重慶打拼將會如何，也是空對空的假設，不足為據。但是這一切并不影響王立軍的談話所宣揚的核心理念：劫富濟貧。

　　從思想淵源看，劫富濟貧是“均貧富”觀念的衍生品，歷史悠久，它反映了貧苦民眾公平分享社會財富的訴求。在傳統的人治社會中，這種難以滿足的訴求很容易演變為暴力革命。而在現代法治國家里，面對財富分配不公的難題，政府一般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與稅收制度來應對，并且這種改革須以公眾授權、依法辦事為前提。換言之，在尊重人權、提倡民主和法治的當代社會，劫富濟貧已經被歸入歷史的塵埃。那么，王立軍在重慶實施的“劫富濟貧”是怎么一回事呢？據報道，在薄熙來主政、王立軍輔佐期間，“打黑”成為重慶市政府開辟財源的重要手段。一些被貼上“黑老大”標簽的重慶富豪，要么企業被查封，要么資產被沒收，在此過程中，很多富豪被投入監牢。至于“劫富”所得，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比如修建保障房、提高老百姓收入等，但是更多的恐怕是被當權“打黑”者中飽私囊了。相比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式的“劫富濟貧”，王立軍的“劫富濟貧”是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后者所帶來的沖擊與恐怖，因為是發生在當今社會，所以更加令人震驚。

　　有罪推定、指哪打哪、公檢法聯手辦“鐵案”、律師辯護走過場、“劫富”所得暗箱操作、惠民工程是點綴權力尋租是關鍵、操縱媒體自我貼金粉飾太平，這一切，構成了王立軍“劫富濟貧”鬧劇的主要內容。究其本質，一言以蔽之，就是踐踏法治，弄權謀私。

　　想當初，薄熙來、王立軍在重慶推行所謂的“劫富濟貧”時，不少人為之叫好，其擁躉除了一些老百姓之外，也不乏專家、學者等社會名流。即便在薄熙來被雙規、王立軍被判刑后，仍有一些人為他們感到惋惜。其中折射出的社會心理，值得慎重對待。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薄熙來與王立軍善于蠱惑人心，根本的原因，還需從民生焦慮中去尋找。

　　毋庸諱言，這些年來，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滋生了一些問題，財富分配不公就是其中的焦點。近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研中心發布報告稱，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61，在全世界處于較高的位置。根據世界銀行[微博]的數據，2010年全球基尼系數平均為0.44。由此可見，中國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民生焦慮亟待紓緩。正是在這種局面下，中國民眾對于公平分配社會財富的呼聲日益高漲，“劫富濟貧”的主張也借機粉墨登場，并獲得了某種正當性，再加上人性中天然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念頭，“劫富濟貧”最終在中國發展成為一股有所倚仗的社會思潮，并通過薄熙來、王立軍以極端的方式在重慶完成了一次演練。

　　這一分析絕非夸大其詞。即便是強大富庶如美歐諸國，由于社會貧富鴻溝加深，近年來其土地上也爆發了“占領華爾街”、“倫敦騷亂”等社會沖突事件。所幸的是，美歐諸國成熟的民主法治和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地化解了這些沖突。當然，歐美諸國在社會財富分配方面，也著手進行了一系列以公平為價值取向的財稅制度改革，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疏導了公眾的不滿情緒。對于這一切，我們不妨視為可資借鑒的他山之石。

　　站在“左右之爭”的角度看，王立軍式的劫富濟貧觀暗潮涌動，固然可以解讀為極“左”思潮在中國的抬頭，但是，也要避免這種標簽式的解讀干擾了我們對于真問題的求解。在發展的道路上，如何兼顧效率與公平，或者說，如何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讓發展成果公正地惠及全體國民，才是當下中國所有真問題的核心所在。解決好這個問題，民生焦慮自然紓緩，王立軍式的劫富濟貧觀也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土壤。因此，少爭論，多實干，化警惕為行動，建設一個以公平正義為旗幟的民主法治國家，是我們鏟除王立軍式的劫富濟貧觀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