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斷發酵的“毒膠囊事件”，在把制藥企業、醫藥公司和相關的監管部門推至輿論風口浪尖的同時，也將毒膠囊的使用者———廣大民眾逼入了一個“風險高地”。為了應對“毒膠囊”，民間出現了不少安全服用的“技巧”，其中以網友用饅頭皮包裹藥粉的方式流傳最廣，但相關專業人士隨即指出，“有些定位型的膠囊目的是只在腸中溶解，如果它在胃中溶解則可能導致胃出血。”顯然，在缺乏科學支撐的情況下，民間的應對方式常常只是悲劇的代名詞，民眾的種種自救行為，更多的是在展示一種無奈和悲涼。

　　面對藥品市場上涌現的毒膠囊，民眾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最大的受害者，但對于這一切，作為生產廠商的9家企業卻至今無一公開道歉，且只有兩家選擇了召回相關批次的產品。甚至還有藥企詭異地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此等推卸責任的做法，令人震驚，讓人作嘔！除此之外，負有監管嚴重不力之責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也同樣至今未見出面道歉的跡象，在信誓旦旦地表示將徹查媒體曝光企業時，似乎藥監局并非相關責任人，而更像是人民的大救星。

　　對于此次“毒膠囊事件”的責任認定，涉事的數十家企業必是難辭其咎。作為企業，在明知工業明膠有毒的情況下，依然不顧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將其用到膠囊類藥品生產過程中，僅僅用體制的原因作為擋箭牌，定然無法自圓其說乃至取得公眾的諒解。

　　不過，譴責肇事企業固然必須，但如果將公眾的安危托付于天生具有逐利稟性的市場主體———企業，那么，普羅大眾的生命健康權也只能停留在靜止的法條之上了。換言之，企業的自律無法杜絕“毒膠囊”的誕生，關鍵還在于監管部門全面而嚴格的執法。但現實情況是，負責毒膠囊藥品監管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存在的嚴重不作為現象。正如媒體所報道的，鉻超標的工業明膠已非首次被曝光，早在2004年，央視就曾曝光過山東濱州用廢皮革加工成食用明膠的事實。但多年來，工業明膠冒充食用明膠的現象從未杜絕，而且態勢越演越烈，已經滲透至救命用的藥用膠囊。對此，藥監局又該作何解釋呢？

　　有一種說法，藥監局要監管全國數千家制藥企業，以藥監局的人力資源，只能對企業產品進行抽檢。但是，即使是抽檢，也未見監管部門列出“抽檢率”與“抽檢范圍”，這也導致一些藥品在抽檢完成之后，竟然未能發現藥品中含有有毒物質。正如藥監系統一名內部人士所道出的：目前中國對藥品監管所采取的措施，更像“防止好人做錯事，而不是防止壞人做壞事”。

　　監管部門效率低下，甚至直接無所作為，這已經讓人怒不可遏，但遺憾的是，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因為在干預藥品市場方面，監管部門展現的是一種異常勤快的姿態。前文提到，涉事企業將原因歸為“體制”，深入觀察之后可知，此言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也并非為藥企卸責，而是要闡明：時下正在進行的醫藥改革，為了降低藥價，采取了政府陽光采購，藥企低價競標的方式，這樣的方式本該取得良好成效，并廣獲贊譽。但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在于監管必須到位，針對藥企，更是針對負責采購的人員。否則，可預見的情況便是，藥企在國家低價的壓力下選擇“造假”，而為了使假藥進入采購市場，勢必要賄賂采購官員。最終，在這一利益鏈條之下，民眾肯定大受其害，藥企肯定不會虧本，采購官員將賺得盆滿缽滿，國家則會遭遇信譽危機。2008年爆出的廣東省疾控中心正副主任雙雙被抓，折射的正是上述困境，而此番“毒膠囊事件”的根因，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此，一個極其悖論的問題擺在了公眾眼前。對于那些無良的藥企，我們必然要去譴責；但如此一來，這排山倒海式的聲討，也正好幫助相關的監管部門擴張自身權力。面對藥企，我們已經無可奈何，面對監管者，公眾又何嘗具備監督的能力呢？然而，如果權力擴張之后的監管者，只是能夠更加如魚得水地干預市場，卻并不真正熱衷于監管本身，那今天的輿論聲討意義又何在呢？所以，一個頗為復雜但卻無法繞過的途徑是，公眾必須實現對于監管者本身的監督，并且通過對監管者最終實現對藥品質量的控制。也基于此，藥監局的公開道歉乃至對它的問責，應當更為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