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紅漫

　　在主管部門努力遏制零售藥價虛高之時，今年“兩會”代表委員也對招標采購中“藥價”問題展開了熱議。但與多數公眾關注的高藥價問題不同，部分委員表示，藥價虛低比藥價虛高還要更危險，因為它在造成藥品長期發展不可持續、影響基本藥物供應的同時，還隱藏著更大的質量安全風險。

　　由于直接關乎民眾身體健康，藥品已超越了普通商品的屬性，強行降低零售價格與統一招標采購成為行政力量干預市場價格的主要方式。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針對藥品各環節定價的爭議從未止息，上下游價格間“虛低”與“虛高”現象同時并存，這也充分表明了藥品價格扭曲問題非常明顯，其中的行業積弊亟待厘清。應當看到的是，只有提高監管部門技術實力、引入市場監督力量，才可能從根本上擊破藥品行業“潛規則”，讓質優價廉的藥物真正走進尋常百姓家。

　　今年兩會期間，關于藥品降價的利好消息再度撲面而來。國家發改委日前通知，決定從3月28日起降低部分藥品最高零售價格，共涉及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規格。調整后的價格比現行規定價格平均降低21%，預計每年可減輕消費者負擔近100億元。這是主管部門針對“看病貴”問題再一次采取強制限價措施，而近年來類似的舉措已非首次。

　　而與以往藥品降價反映相一致，很多公眾的反饋卻是并沒有感覺到藥價降低。其中的緣由分析早已經是汗牛充棟，即醫生處方才是各類藥品在市場上流通的“指揮棒”，各類降價藥品因為觸動了醫院“以藥養醫”的盈利模式，而往往會被冷處理，讓“降價即死”成為其最終宿命。由此而生的結果是，每次發改委發出藥品限價令后，各大醫院與藥店的相關品名藥物便會迅速下架，病患們也因此很難感受到相關藥品降價的福利。

　　這也再度證明，僅僅是從終端封堵藥價并非行政監管措施的全部，藥價“虛低”的問題的確可能比“虛高”更加嚴峻。1999年9月開始，我國開始實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希望通過減少中間流通環節壓低藥品加價空間。

　　但事實表明，該招標制度卻讓許多制藥企業陷入“不中標等死，中標是找死”的怪圈之中。囿于技術檢測實力滯后，當前以醫療機構、地方衛生行政部門為主導的招標方不可能對藥品質量進行內在評價，取之以一些外在指標代替，其中主要核定內容就是藥企是否擁有GMP認證。而在如今多數投標藥企均具備這一資質的語境下，使得這一外在評判指標失去了現實指導意義，“唯低價論”才會因此應運而生。價格成為了唯一標準，導致部分企業不惜成本的展開價格戰，導致藥品中標價低于正常生產成本的現象屢見不鮮，是為代表委員所說的藥價虛低。中標藥價虛低在業內引發經濟學中“劣幣驅逐良幣”，更為惡劣的是，部分投標企業會向招標機構施以“公關”伎倆，將真正重視藥品質量的大企業屏蔽在招標大門之外。

　　當然，憑借超低成本入圍者在真正中標后，實際上也不可能以倒掛的價格、嚴格的質量標準“自殺”式供貨，直接斷貨或者換名提價現象隨之而出現。以此而論，摒棄技術考量的藥物招標模式其實干擾了行業正常發展，甚至鼓勵了業內以仿制藥壓縮科研投入成本的行為。

　　國內醫藥企業研發投入少、創新能力弱，一直是困擾我國醫藥產業深層次發展的關鍵問題。大部分企業研發投入比重處于非常低的水平。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藥企業，其研發投入占當年銷售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5%~20%，而我國制藥企業的這一比例不足1%，優秀的企業也很少超過5%。

　　由此可見，在藥品入市評判及零售價格取舍中，評價體制的錯位才是關鍵因素，無論價格高低問題的出現都與此有關。只有弱化醫療機構在藥品市場的強勢地位，建立病患利益代言機制，藥價回歸理性才可能成行。

　　這其中，監管部門首先當提高對藥企生產成本的技術鑒定水平，并根據企業研發、原材料投入評判其投標定價的合理性，讓投標價“虛低”自動銷聲匿跡。而在零售市場方面，有關部門應積極培育醫藥商業保險市場。當這些保險公司與病患共同擔負醫療費用之時，就產生了與后者相一致的利益訴求，進而會利用其藥品專業知識與醫療機構博弈，最終打擊“過度用藥、選擇性開藥”等問題，這也是海外市場醫藥費用控制的成功經驗之一。

　　“藥價虛低”問題在“兩會”中被提及，其實揭開了藥價扭曲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對此，行政監管與市場開放當雙管齊下，平衡藥價博弈各方地位，最終讓價格發現機制在醫藥市場中發揮績效。

　　(馬紅漫，上海第一財經頻道主持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