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以罕見的規(guī)模沖擊著中國經濟。春假后，諸多地區(qū)都出現嚴重缺工現象，東南沿海地區(qū)尤其嚴重，大量企業(yè)招聘不到工人，甚至有人估算珠三角“民工荒”達到200萬-300萬人。據說民工薪酬都有相當幅度上升，但是并沒有緩解“用工缺口”。

　　盡管最近幾年一直都存在著局部的“民工荒”，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就業(yè)搜尋”的過程，來消除供需上的信息不對稱，而從2007年以來“民工荒”不斷嚴重，已經變成了某種趨勢性的力量。一些人認為這種“缺口”是政府的民生政策導致的，例如農業(yè)稅免除、新《勞動合同法》出臺以及最低工資的不斷上調，他們認為福利主義傾向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嬌慣”了民工，引發(fā)了資源錯配。

　　實際上，“嬌慣論”至少無法說明2003年-2007年的“民工荒”多次“愈合”的經歷，2003年中國免除了農業(yè)稅，并不斷降低民工的流動成本，這些改善民工基本福利和自由的做法相反鼓勵了民工涌入城市。另外中國的最低工資在大部分時候都在實際工資線以下，最低工資并沒有干擾勞動力市場。

　　對“民工荒”的另外一些解釋，例如“教育荒”(民工技術含量低下)或者“權益荒”(對農村戶籍的歧視)都包含了一些道理，但是卻不盡然，因為在不存在“民工荒”的時候也會有““教育荒”和“權益荒”。以“教育荒”而言，它處于動態(tài)的增進過程，從中國的第三產業(yè)勞動生產率的飛速進步可以看出來，這種改善相當驚人。

　　我們認為，造成“民工荒”的愈發(fā)嚴重趨勢的原因，從長波段看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勞動力無限供應神話的破產，“人口紅利”的衰退。中國的勞動撫養(yǎng)比將快速惡化，2015年的勞動力出現“負增長”。除此以外，我們認為還有兩個中短期因素被忽略了。

　　中國近3年來采取了異常激進的貨幣擴張政策，造成了大量資源向上游(石化、鋼鐵以及房地產等資本密集型)產業(yè)“集聚”，而下游制造業(yè)面臨著各種上游“轉嫁過來”的成本上升，同時它們又是“外貿依存型”，他們的“需求方”——西方世界正處于“需求萎縮”階段，所以企業(yè)無法通過漲價來消化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導致企業(yè)的勞動力價格形成機制的“終端”是“天花板”。東南沿海尤其如此，它們可以拿到訂單，就無法拿到足夠的利潤來提供有競爭力的報酬，而民工大量在“下游行業(yè)”就業(yè)。于是，我們發(fā)現，東南沿海的勞工工資增長幅度不僅遠低于上游行業(yè)，甚至低于同類型的中西部勞動力——因為后者面向國內消費者，工資受國民收入整體水平影響。

　　還有一個原因是“土地流轉”政策導致了農民對土地的商業(yè)增值的預期和宅基地的看重，并通過修建房屋來控制土地，造成了農村市場的“建筑潮”。農民用多年打工儲蓄來啟動住宅修建，這無疑形成了一個建筑就業(yè)市場。很多農民雇人建完自己的房屋之后，又去做雇傭(小工)來幫別人建房，農村的“建筑潮”造成了一個短暫的、富有薪酬競爭力(目前小工一天工資在50元以上)的內部循環(huán)勞動力市場，這極大地削弱了農民外出打工的意愿和數量，造成了“民工荒”。我們認為，這種民工荒是由生活成本提高引起薪酬底線的抬升造成的，這也決定了外向型制造業(yè)無法繼續(xù)依靠勞動力盤剝獲利，從而倒逼產業(yè)升級；而農村“內循環(huán)市場”作為周期產物，不具有可持續(xù)性，但是，由于縣域經濟帶來的服務業(yè)繁榮，為農民工扎根故鄉(xiāng)提供了基礎，這兩種力量最終打擊了出口導向模式，迫使經濟轉型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