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業界普遍認為伴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此次會議可能會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做一個戰略性部署，我國面前所面臨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金改等如何繼續推進？城鎮化、產能過剩等問題如何破題？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就這些問題，接受了新華網記者專訪。

　　新華網：習近平總書記7月湖北調研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調查研究的六方面重大問題，其中，有一條是發展“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您如何理解這一措辭？

　　王小魯：我理解的開放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開放，主要是對非公有企業開放市場，鼓勵公平競爭，減少壟斷，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對外開放，也涉及減少市場準入的范圍，鼓勵競爭，同時也鼓勵走出去，擴大對外投資，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新華網：中國經濟半年報出爐后，新一屆政府圍繞中國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提出了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您怎么評價？對于未來的宏觀調控，您還有何建議？

　　王小魯：我認為未來幾年中經濟增長保持在7%到7.5%的范圍是合理的。宏觀政策應保持穩定和基本中性，不應該過度采取擴張性政策推動增長。由于我國的高儲蓄率，目前經濟增長的基本制約因素在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給方面。過去十幾年我們對外需的依賴程度很高，在外需減緩時又過度依賴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導致無效投資越來越多，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這有待于通過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解決，關鍵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公平分配，使廣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居民消費需求能夠較快增長。但這取決于改革的進程，不會一蹴而就。因此在改革和調整過程中，應該接受一個低于此前的增長率，避免過份的人為拉動。否則會導致更大的經濟失衡和更嚴重的泡沫。

　　新華網：產能過剩該如何走出越調越嚴重的怪圈？日前，國務院再次出臺化解產能過剩的路線圖，強調發揮地方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在這些以外，如何建立好的退出機制，幫助市場中的那些存在退出障礙的企業順利退出，優化相關行業的產能？

　　王小魯：面對嚴重的產能過剩，一些行政性限制措施和促進產業兼并重組都是必要的。但還需要解決一些機制性問題，不能只靠行政手段來壓縮過剩產能。重要的不是揚湯止沸，而是釜底抽薪。我認為有幾點很重要：（1）減少貨幣和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刺激，這類刺激不斷催生新的產能過剩。（2）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改變各級政府過度熱衷于投資，但對提供公共服務缺乏積極性的狀況。這種狀況也是導致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3）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慎重使用產業鼓勵政策，停止使用低價供地、降低環保標準等政策吸引投資，避免政策傾斜和要素價格扭曲導致一些行業產能過剩。限制性政策也要一視同仁，公平對待，不能采取保國有企業，壓民營企業的措施。（4）政府應該在發布市場信息方面有積極的舉措，特別是對嚴重產能過剩的產業進行投資預警，促進投資合理化，促進產能過剩企業積極調整和合理有序退出。

　　新華網：作為城鎮化的重要一環，呼吁戶籍制度改革破冰的聲音愈發強烈，日前，有調查稱，20年來我國“農轉非”比例僅增長了7.7個百分點。您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應該遵循什么樣的思路進行，當前哪個方面是最有可能突破的？

　　王小魯：戶籍制度改革首先應解決城鎮戶籍不對進城農民工開放的問題，以后逐步消除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的差別。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鎮人口越來越多，很多人多年在城鎮就業，但是不能取得城鎮戶籍，不能參加城鎮社會保障，享受不到為城鎮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而且家庭長期兩地分離。這不僅不公平，導致很多社會問題，也限制了城鎮化健康發展。戶籍改革要逐步推進，先解決多年來長期在城鎮就業的那些勞動者的自愿入戶和社會保障問題。但不應該只限于小城市、小城鎮，大中型城市更應該進行戶籍改革。小城市和鎮就業機會少，更多的就業機會是在大中型城市。除了個別超大城市可以更嚴格更慎重，其他城市都應該加快推進這項改革。當然這要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支出。首先應該通過改善政府支出結構來解決，減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資和政府消費，減少流失和浪費，增加公共服務支出。同時也需要對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和事權關系進行調整，來適應這項改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