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生活的實際情況看，我國有著巨大的真實需求，而結構性供給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且將長期存在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 康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沒有變”體現的國情特征以及我國13億人口的消費品市場的供給端呈現為“本國生產為主，海外進口為輔”的特點(與美國全球供給、海外進口為主、本國生產為輔的市場結構有本質不同)，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給端。從經濟生活的實際情況看，節假日高鐵“一票難求”、“高速路車滿為患”、房價房租不斷上漲等問題，清楚地表明了我國有著巨大的真實需求，而結構性供給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且將長期存在。

　　我們對中國當前的具體經濟政策主張，可概述為：建議著重從供給端入手推進我國經濟實現“雙創、雙化、雙減、雙擴、雙進、雙到位”；而對備受各方關注的“通脹問題”，則不宜簡單直接套用美國主要從需求端入手加以調控的模式，而應當確立“物價上漲”不等于“通脹”的基本理念，并積極構建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水平及市場供求結構相適應的物價調控模型和機制。

　　走創新型國家之路

　　面對新一輪生產力革命的挑戰，我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向好，必須走創新型國家之路�？梢灶A計，信息產業、新能源產業、生物產業和納米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在此過程中，科技創新客觀需要以制度創新和運行機制的改造作為關鍵性的支撐，從這種中國特色轉軌道路上的創新特色而言，我們可以強調地說：“制度高于技術。”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和推動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重視培養引進高科技領軍人才。培育創新文化，保護創新熱情，寬容創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創新的全社會氛圍。為支持從發展基礎科研、實施國家科技重大項目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各個方面的自主創新，必須在實行科技體制和管理體系改革、提升績效的同時，下決心調動、引導相關各方增加科技投入，而當前這方面的資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滿足，仍然是處于資金制約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對不足狀態。近年中國財政對研發的投入已有明顯提升，今后還需要政府對研發的長期投入，并帶動市場主體共同形成并于2020年后保持占GDP3%左右的研發投入。

　　大力鼓勵創業

　　充分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鼓勵全民創業，特別在中小微企業和現代服務業上。以我國人口規模，企業數量可能比現在多幾倍。民營經濟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民營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水平，以及升級換代的進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要以多種制度變革和政策優化舉措，支持實現民營經濟新飛躍，完善和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鼓勵民營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企業文化創新，大力實施品牌戰略，著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戰略性改組，在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過度壟斷因素和優化治理結構，發揮其應有的特定功能與輻射力，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加快城鎮化建設

　　2011年，我國以常住人口為統計基礎的城市化率為51.3%，但是我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地區轉移的動力依然強勁，這也是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所在。由于城市化意味著收入的提高、消費的提升，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以及進城農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變，城市化毫無疑問是中國經濟增長持久的內生動力。城市化也意味著強烈需要供給結構的變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規模擴大形成的規模經濟，將大大促進產業分工的細化和就業結構的細化。但引導好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發揮城市化紅利，需要對阻礙城市化進程的現行戶口制度以及戶口附屬的福利制度、農村土地制度、城市社會管理、社會保障制度、城市規劃體制、路行政區的協調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進行相應的變革。必須在彌合“二元經濟”的歷史過程中，以制度建設、經濟手段和其他各種調控手段、政策措施的優化組合，走出一條伴隨新型工業化、新型服務業化而同時推進新型城市化、農業現代化而最終達到城鄉一體化一元經濟和諧境界的“中國道路”。但在城市化過程中，要預防和阻止房地產泡沫的產生與發展，對資產泡沫危險絕不可掉以輕心。

　　城鎮化如果是實現了進城農民工的市民化，毫無疑問有利于擴大內需。但城鎮化更大的意義在于供給效率的提高。城市規模的擴大使得規模經濟不斷產生并推動專業化分工進一步細化，集聚效率進一步提高，于是形成大量的創業機會和就業機會。要使城市化的這一效應得到發揮，需要政府在制度上減少創業障礙，在政策上扶持創業行為，形成有利于創業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從而真正形成城市經濟的活力和創新能力。因此市場化改革，是城市化能夠順利推進的根本保障。

　　促進產業優化

　　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中國不能放棄制造業的升級換代，不能簡單將現有傳統產業淘汰到國外，而應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和通過政策引導促使其漸次向中西部轉移，同時鼓勵現有產業改造升級，并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充分發展。要在成為創新大國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產業創新，和以股權投資母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來加大戰略新興產業的成長步伐，爭取彎道超車后來居上。

　　加快在資源能源、廣電、文化、醫療、教育等壟斷行業或過度壟斷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引入民間資本和資本市場力量，加快形成健康產業、老年護理產業、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新的產業鏈、價值鏈和新興產業群，釋放出巨大的產業能量和活力。通過4G建設、高鐵主干網建設、城鎮化建設和航天軍工民用化，帶動移動互聯網、綠色建筑、高端裝備產業和新材料的發展。應推出有利并購重組的政策，以及通過資本場功能的發揮促使產業、行業間資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經濟整體質量。

　　同時必須看到，政府扶植產業的效果已經在逐漸遞減，諸多環境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新時期推動結構優化和升級的措施，應該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企業真正成為圍繞需求結構變動展開創新和產業、行業結構升級的主體。政府的作用應該更為突出重點地轉向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體系、培育創業和風險投資、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產品，為結構升級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資服務；加強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的政府投入，引導并激勵企業加強研究開發投入和產品和品牌創新，賦予學校更大的辦學自主權并引導教育結構更好地滿足結構升級的需要；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對不同產業領域的行政管制和壟斷，推動產業投資準入的進一步開放和全過程的公平競爭。

　　加快實施結構性減稅

　　以結構性減稅作為現階段宏觀調控和財稅政策的重點和亮點之一。結構性減稅是激發市場主體“兩創”活力并以經濟杠桿引導結構優化、方式轉變的代表性機制之一。稅外負擔的減輕需與減稅相互結合與協調。稅制的總體優化需在遠景上按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發展目標模式，近景上適應各發展具體階段上的要求與制約，納入財政、經濟、行政和政治體制配套改革，積極有序推進。

　　“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改革，在進口、中小微企業、創新活動、養老產業化等環節和領域的減稅與稅收優惠舉措，應成為現階段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并與資源稅、房產稅改革等一并納入財稅改革的通盤設計。

　　大幅減少行政審批

　　減少行政審批應成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切入點和基本取向，進而以實質性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特別是行政許可的制度改進，營造良好的企業經營環境，降低交易成本，達到鼓勵創業、創新，提高效率推進兩化的綜合效應。

　　我國各級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審批不僅導致各類尋租腐敗行為，而且增加了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未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不可能再主要指望產業政策對幾個支柱產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國有企業的扶持來實現，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廣泛的創業和創新活動來實現，而這類創業和創新活動的主體，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個產業的中小企業。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創新和創業，必須大大減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審批項目，加強對私人產權的依法保護，花大力氣改進企業的營商環境。國務院最近減少行政許可事項的改革，以及廣東省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開展以“三打兩建”為主要內容的建立具有國際水準的營商環境的努力，是一個有遠見的開端，需要進一步深入。

　　著力擴大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開放程度

　　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但由于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因素，2008年以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危機狀態，其進口需求增速顯著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且呈中長期化態勢。而我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29億美元，年均增長20%以上；中非貿易額從1992年的105億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1600億美元，年均增長22%；中國與拉美貿易額自2001年以來年均增長30%，至2011年達到2415億美元。

　　面對這一變化了的國際經濟格局，我們認為，我國必須堅持和實施更加積極主動、更加能夠體現比較優勢的新型開放戰略，在努力鞏固與歐美國家經濟關系的同時，將更多的關注點和可用資源投入到亞非拉新興體國家，通過拓展外匯儲備運用渠道、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兩大動力，圍繞“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運用“基礎設施換資源”原理，積極探索將中國的資金優勢、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優勢、經濟開發區建設經驗與亞非拉國家的資源優勢、基礎設施需求、農業發展需求、工業化進程需求實施有效對接，并以其相關需求帶動我國資金、人才、產品和技術“走出去”。

　　適度擴大基于質量和效益的投資規模

　　我們主張，在中國當前所在的發展階段，不能簡單批評“高儲蓄、高投資”，也不能照搬套用歐美國家以消費促增長的發展模式(已被實踐證明是導致危機的根源)，更不能認為消費產生的GDP才是高質量的GDP而投資產生的GDP是低質量的GDP，擴大投資并不必然導致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實際上，沒有投資就沒有供給，也就沒有消費(除非像歐美部分國家一樣靠借債、靠印刷貨幣、靠進口消費)；投資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國家經濟硬實力的依托和就業的源泉，對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超常規的“追趕”階段，投資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尤為重要。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際進程和成效看，由高儲蓄支撐的高投資，不僅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相反這是中國得以實現快速發展的重要經驗。我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和結構，應當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合理演進而不宜人為強力調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并進入后消費時代的美國的投資消費結構指標，作為中國目前所處發展階段的參照指標，否則容易導致錯誤的宏觀政策導向，人為造成錯失當前對中國較為有利的發展機遇。

　　中國投資領域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和增速，而是結構、質量和效益。從結構看，未來宜重點圍繞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服務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及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優化投資結構，提升投資強度；從提升質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創新投融資模式，引入多元投資主體，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資機制，擴大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此外，對電力、公路、鐵路、地鐵、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實行政府定價的公共性領域和醫院、學校等準公共性或公益性領域，應樹立“大效益”的理念，運用綜合績效評估方式，決不應簡單以財務效益、是否虧損作為衡量其投資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據。

　　國有企業(國有資本)與民營企業(民間資本)應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雙向進步

　　我們不主張“貼標簽”式地討論“國進民退”“國退民進”問題，且“進”“退”也不是僅體現在“領域”的進出、“市場份額”的高低方面。我們認為，國有企業、國有經濟與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各有其特點和優勢，在當前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進入資本社會化時代且面臨全球化競爭格局的條件下，觀察國有企業的存在必要性、作用方式和空間，探索其有效管控模式，必須引入新的理念、轉換新的視角，運用新的思維。

　　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具有依托或隱含國家信用、能夠整合各方資源、規模經濟、資本實力強、管理相對規范、社會責任感較強等優勢，是政府調控經濟、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保障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調控、輻射力量和政策工具，特別是在某些從國家中長期戰略看很需要但暫時面臨市場缺損或發育不足的領域，其作用更顯重要，但其也存在由政企關系界定不清或內部管理人員道德風險所誘發的盈利動機不強、不注重管控成本反而易持續抬高管理成本和福利、工資、運營效率偏低、服務質量較低等問題；民營企業具有市場嗅覺敏銳、機制靈活、客戶觀念強等優點，但其與生俱來的最大化逐利本性容易導致主要關注企業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浪費資源、短期行為、壓低勞工安全條件和薪酬、破壞環境、社會責任感不強等問題。我們主張，要通過擴大市場準入、加強市場監管、完善法律法規，發揮其各自長處，抑制其各自不足，構建國企國資、民企民資平等競爭，互為補充、雙向良性互動的市場格局。國企國資在一般性競爭領域可逐步完全退出，在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經濟命脈的特定領域其以股權衡量的控制力大致可初步掌握在30%～60%的區間。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和融合“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分野而發展“混合經濟”式現代企業的制度形式。原來“國”與“民”在一般概念上的截然不同，從歷史大趨勢上觀察，將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依階段、領域等的不同而生成的股份制企業股權結構的變動問題，即歸為國有與非國有股權的一體化生存與“共贏”問題。

　　政府和市場都是現代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兩者都不應越位、缺位，而應實現“雙到位”

　　我們主張，政府和市場應發揮其各自應有作用，并實現良性互動互補與合作。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務、監管市場運行的主體，也是部分特定領域的供給(生產)主體。中國政府未來一方面要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政策，并通過制訂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區域和行業發展規劃引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控經濟運行；另一方面，還應頒布相關法律法規、設立監管機構來監督市場運行，并在涉及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通過構建一定數量的強大的國有控股企業這只“看得見的手”，來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彌補“市場失靈”，貫徹現代化趕超戰略。

　　我們的上述主張決不意味著看輕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艱巨任務，也并不意味著主張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而是主張將政府三個職能分離由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承擔，以確保政府調控、引導經濟發展職能與市場配置資源職能“雙到位”，具體模式是：一是由政府設立的“行政部門”承擔制定發展規劃、審核市場準入等行政職能；二是要由政府組建“監管機構”來履行監管市場職能；三是對于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領域或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還應由政府出資在同一領域成立若干“企業實體”參與有外資、民資等主體加入的市場競爭。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下的發展取向與機制創新，應成為政府、市場主體與非政府“第三部門”(民間志愿者組織)公益機構與更充分地合作而尋求“共贏”的主題。

　　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斷改革開放，我國的冶金、有色、航空、金融、電信等領域已基本上實現了政府行政、監督、股東三項職能的分離，初步形成了政府與市場互動格局，而電力、鐵道、公路、衛生、教育等領域仍維持了或大體未變動原有格局，政府三項職能集中于一個機構，或仍實際維持了過度壟斷與過度管制，需要通過大力深化改革，實現三者的履職主體有效分離。

　　總之，我們認為，應堅持 “發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以改革統領全局，適應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針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面臨的多方面問題和矛盾，著重從供給方入手，構建促進總供需平衡和結構優化、增長方式轉變的“新供給經濟學”，并作為指導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經濟理論之一。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進”是明確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長期困擾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試以“兩創兩化兩減、雙擴雙進雙到位”來粗線條地、突出重點地表達我們在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思路上所強調的基本政策主張。(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對此文也有貢獻)

　　(責任編輯  孫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