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時鋒

　　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改革，這已經在社會上形成了共識。改革前臺是國有企業進一步市場化，改革后臺是政府權力從市場和國有企業撤出。

　　在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看來，國有企業改革還是任重而道遠，應在過去基礎上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母公司的股權多元化，同時提升國企市場化水平，并進一步開放股權、開放市場。

　　未來改革方向

　　第一財經日報：國有企業改革最近幾年保持停滯，你認為當前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還需要改革嗎，又應該如何改？

　　周放生：國企一定要繼續改革，而且社會上還應該對這個問題取得共識。最近我也接觸了若干央企老總，他們的感受是，近些年國企改革停滯，某些方面甚至在倒退，改革的迫切性將更加顯現。

　　對于國有企業未來的改革方向，在我看來有三點。

　　一是國有企業的母公司要實行股份制改革、實行產權多元化，這一點溫總理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得非常明確。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報告中也說得很清楚，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我覺得下一步首先在過去基礎上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母公司的股權多元化。

　　實行股權多元化、放開產權，就是要讓民營資本，有條件下的外資資本進入。即可存量進入，也可增量進入。至于誰控股，應允許多樣性的存在，比如國有股退居相對控股，或參股，或持黃金股，這沒什么不可以。在此基礎上，政府應當平等對待各類企業，通過股份制融合、模糊各類企業的界限，使其共同成為國家的基礎。

　　二是要進一步提升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水平。比如有些國企虧損，甚至資不抵債，就應該用市場方式解決。或退出國有，或退出市場。不應動用國有資源、資產，不計代價去救巿、救企。不然就是無底洞，就是倒退。

　　國企改革要解決兩個基本目標，一個是經營方式的市場化，另一個是制度、體制的市場化。前者相當程度上已經實現了，比如利潤、人員、考核、重組都是從市場來。但制度、體制的市場化還剛剛開始。

　　提升市場化水平意味著也要提升防范市場風險的能力。國資委為此已經推進了兩個改革，一個是董事會改革，一個是企業風險管理制度的建立。

　　對于董事會的試點，某央企董事長曾說過，如果在他們企業董事會試點再早幾年，有些投資決策失誤也許就可以避免。因為內部人決策有局限性，有利益牽制。央企董事會試點下一步股權多元化做好了準備。公司治理結構本來就應該是股權多元化的，將來中央企業整體上市，國資委直接成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就逐步實現了股權多元化。將來國資委試點的董事會和上市公司董事會就合二為一。

　　對于企業風險管控，有一個企業老總的觀點非常有道理。他說過去的企業競爭靠成本，現在的競爭靠科技，未來的競爭靠內控和風險管理的水平。如果在未來，國企能夠做到不犯大錯誤，就可以生存和發展。

　　三是開放巿場。如鐵路、軍工行業。國有企業需要定位在國防安全領域，加強國防裝備行業，但這并不是說，所有的國防裝備都要由國有企業來生產，而是指整機和關鍵總成由國有企業來掌控，其他大量的零部件和配套件通過社會采購由民營企業來生產，甚至國外采購。

　　在這一方面，國防科工委已經發布了很多文件，規定民營企業只要具備相應的資質和條件就可以參與國防采購，而且其參與面會越來越廣，民營企業及其所提供的產品數量應比國有企業更多。

　　繼續改革百姓才能滿意

　　日報：去年年初，在世界銀行[微博]《2030年的中國》報告出爐后，輿論上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是盡快實現私有化還是有序推進漸進式改革有過一陣激烈討論，你又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周放生：我們是轉型國家，又處于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這兩個特點決定了與西方國家所處的發達市場經濟階段相比，我們必然有自身不可逾越的階段性特點。我們既不可能重復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完全放開、從無序競爭逐漸走向寡頭競爭和有序管理的路子，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達和完善階段的標準來評判我們現有的狀況。

　　我認為這是一個難以回避的“階段錯位”，即中國現實的初級階段和國際經濟的高級階段之間的錯位。現實的選擇是，從實際出發，選擇一個循序漸進的、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利大于弊的管理體制。

　　現在國有經濟的集中度是歷史形成的，這個優勢不應該完全放棄，而是應該在這個優勢基礎之上來進一步市場化、進一步股份制、進一步把國有經濟的優勢與民營經濟融合，這是現實的選擇。

　　日報：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僅僅是在前臺的國有企業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后臺的政府權力從市場、從企業有序回撤。在十八大報告中，我們看到中央著重提出了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是否已經給中國未來的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指明了方向？

　　周放生：在十七大之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國企改革”幾乎在每次報告都會提到，但到十七大這個提法就消失了。我想，這主要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推進，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所有制多元化了。

　　十八大有一個新提法，“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十八大的這個新提法，是從上層建筑角度來講，而原來提法更多是從經濟基礎角度講，角度不同，包含了更廣泛的內容。要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中，找到國企合適的位置。這不僅僅是“國”和“民”之間兩個所有制成分進退關系的討論，把國企和民企放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看，更容易凝聚共識。

　　日報：圍繞國有企業改革，社會輿論對于如何處理企業壟斷問題十分關注，你認為當前應該如何加快解決壟斷問題？

　　周放生：解決國有經濟在少量領域壟斷有兩個途徑，一個途徑開放產權、一個途徑開放市場。我認為先開放產權，不是國有經濟內部的股權多元化，而是要允許民營資本進來，股權多元化。市場要不要開放，如何開放？需做頂層設計。關鍵是政府要下決心。

　　國企是從計劃經濟過來的，要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必然要面臨巨大的困難和復雜的問題，30年來的國企改革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現在百姓對國企的現狀不滿意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我們的改革還遠沒有完成。唯有繼續改革才能讓百姓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