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一重工[微博]決定遷離湖南的決定被披露。三一領導層大吐苦水，揭出了大量令人咋舌的內幕，也讓我們局外人終于理解了梁穩根之前“甘愿將企業獻給國家”的宣示的真正含義；盡管報道因未能采訪到另一方當事人而囿于一面之詞，不可盡信，但它已足以讓我們窺見三一身處其中的那個險惡境地的大致面貌。

　　 這也是國內私人企業普遍面臨的尷尬處境，為了能夠在這個市場制度遠未完善，多數關鍵資源還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企業生死存亡仍嚴重依賴于其與其關系的制度背景下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私人企業不得不與地方政府和官員建立密切的關系，尋求其庇護和支持，但這種關系同時也是巨大的風險，像一個不知何時就會爆炸的定時地雷，可以一夜之間陷入絕境。

　　 特別是重型機械行業，由于很大一塊市場是在大型基礎設施和市政工程上，而這些項目多半由地方政府包攬，即便由私人公司承建和運營，地方政府作為甲方也對招標、分包和選型等環節擁有干預權，因而這些行業的私企無時無刻不處于權力的陰影之下；三一高層在接受采訪時，對其早先與政府的良好關系和從中所獲得的照顧和扶持也是如數家珍，多年來，梁穩根在參與政治方面也表現得非常積極。

　　 所以，盡管三一今天的困境值得同情，但實際上它也是造就這個困境的制度環境的巨大受益者，而那些更獨立、更相信市場法則、不能與權力周旋的私企，連進入這個舞臺的機會都沒有；可以說，正是因為像三一這樣的企業對權力法則的領會、迎合、適應、利用和開發，才讓這一法則更為牢固不破，讓制度環境更難以向市場法則主導的方向發展，他們參與建造了一個體系，并最終成為受害者。

　　 認識到這一點，可以讓我們打破一個長期以來廣泛流傳的幻想，以為私人企業是天然的親市場的，企業家怎么會不支持為他們提供了施展舞臺的制度基礎呢？可實際上，市場制度只是企業成就的大背景和遠因，具體的成功還依賴于許多近因，很少有企業家會在制度層面上理解其獲得的機會和成就，而要將這種認識轉變為對市場制度的真正支持，還需要很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

　　 歷史學家發現，在上世紀拉美各國的歷史中，最積極的煽動民粹主義、號召把美國資本家趕出去的主力軍，不是工人農民，而是與美國商人構成競爭關系的本國商人和企業家，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他們滿以為趕走美國佬再樹起關稅壁壘，市場就是他們的了，殊不料把民粹政府捧上臺，意味著整個市場基礎會被摧毀，當然也有少數鉆營成功者傍上了權力大款而發達了，但這種發達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在過去十幾年的高增長期中，由于市場容量在不斷擴大，權力依附關系中所潛伏的危險多半沒有爆發出來，給各方造成了一種暫時的和諧欣快感，但如今宏觀局勢正在逆轉，而產能則在經歷多年持續擴張之后已呈飽和，圍繞權力關系網而展開的切分蛋糕之爭將日益慘烈，爭寵失敗者將橫尸疆場，如此前景自然會讓原先同門兄弟間的嫡庶之爭變得白熱化，三一只不過陷入它不得不陷入的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