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近日發布一條消息稱，以往在香港樓市常見的溫州投資客組團赴港買樓投資的現象，已經在香港市場上絕跡超過半年。深圳一家專業的香港房地產業務代理機構，由于半年多未接到來自溫州的一筆業務，已經撤回了設在溫州的機構，其業務經理慨嘆，與一兩年前相比，溫州客赴港炒樓的業務滑落實在太大了。

　　在最近幾年我國內地商品房價格瘋狂上漲的階段，投機資本曾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溫州炒樓團，溫州當地一些樓市投資客組成的炒樓團嘯聚于內地各大城市，所到之處都會引起當地房價的急劇躁動。本輪房地產市場調控開展以后，內地各大城市推行的限購政策對這種炒樓團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他們已經沒有了活動空間。因此，在內地的房地產市場上，溫州炒樓團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但是，逐利資本不會放棄積極尋找市場縫隙的機會，限購政策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將溫州炒樓團驅趕出了內地樓市后，炒樓團很快將觸角伸到了不受中央政府調控政策影響的香港樓市。彈丸之地的香港在樓市上的供求緊張程度遠遠超過內地城市，特別是香港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一方面成為全球資金吞吐的一個重要集散地，另一方面對全球就業人口產生了高居不下的吸引力，不僅造成了香港樓市價格多年來不斷走高的趨勢，而且也造成了香港樓市多年來一直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但香港特區政府不像內地政府對經濟運行具有便利的干預途徑，因此特區政府除了興建一些廉租屋供應普通民眾以外，一般不會運用行政手段對商品房市場進行行政干預。這一特點為房地產市場上的投資客提供了便利條件，最近幾十年來香港涌現的一些大富豪大多是從樓市成功發跡的，進入香港的溫州炒樓團只是拾了香港房地產市場富豪的“牙慧”。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溫州民間資本的發展遠遠超前于國內其他地區，甚至對溫州地方經濟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是，溫州民間資本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它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構成，其經營內容主要為“三來一補”構成的出口外向型業務，其資金來源大量依賴民間借貸。這種經濟結構決定了其發展模式對外部市場和民間金融市場有很強的依賴性。在前幾年國際市場對“中國制造”有較強需求的背景下，溫州的日子過得不錯，但由于中小企業發展環境不理想，大量民間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進行瘋狂投機，從而使民間借貸所形成的資金鏈越拉越長，其間隱伏的問題也越來越尖銳突出。

　　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國內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影響下，溫州中小企業賴以生存的民間金融環境也迅速惡化，高利貸更是成為觸發溫州民間金融市場的一個火山口。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溫州市有2000多家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半數為制造業及關聯企業；溫州制鞋企業從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溫州緊固件行業近幾年已消失的企業超過1000家；溫州金屬打火機企業從鼎盛時期的500多家減少到100余家。很顯然，溫州的民間資本優勢不僅已經不復存在，更是成為當地社會經濟運行的一個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并且開始影響到溫州的實體經濟。

　　曾經出沒于香港樓市的溫州炒樓團絕跡香港，這對香港房地產市場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近幾十年里，香港房地產市場在本土的和來自全球的投資客的炒作之下，已經成為全球樓價最高的大城市之一，加重了本土居民的生活負擔，也推高了香港的商務成本，因此，香港市民并不歡迎溫州炒樓團在香港的出現。但是，現在溫州炒樓團在香港的消失，并不是特區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干預的結果，而是溫州民間資本陷入困境的反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內地對于民間資本發展的長期忽視，使民間資本的投資路徑狹窄，這些資金要么只能成為助長房地產市場惡炒的熱錢，要么因為市場的變化而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要解決這個問題，歸根結蒂還是在于要建立起公正公開的市場環境，讓民間資本參與到更多的投資領域，讓活躍在民間的巨量資金能夠有出路，有正常的投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