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新浪財經劉萬里 攝)

　　新浪財經訊 9月16日，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在浙江莫干山舉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出席論壇，在論壇上，賈康表示，我們必須工業化，城市化，而且必須市場化、國際化，“改革開放”四個字就是解決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問題。以下是實錄。

　　咱們要進一步探討問題，我也很贊成華生教授提出的更尖銳、更實際，在尖銳和實際的前提下進一步深入，我想盡量簡短的談一個背景、一個關鍵、兩個維度的改革。

　　感覺三十年之前和之后同樣在莫干山，我們討論問題的背景是一樣的，實際上是解決中華民族在孫中山先生就看到的，中華民族，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種生死存亡的時候我們如何抉擇發展。我們必須工業化，城市化，而且必須市場化、國際化，“改革開放”四個字就是解決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問題，而且我們必須解決經濟化，而且不可回避的還要實現民主法制化。中國在這條道路上已經看到非常值得肯定的進展，三十年來的成就就不用展開說了，它的軌跡是一個漸進改革，先易后難的過程，這有它的必然性，但是空間已經用完了。現在進入深水區，光靠摸石頭不能解決問題了，怎么樣更好的、合理的頂層規劃、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礙，把應該啃的硬骨頭啃下來，這是一個背景。

　　從現在看，“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長的時間，總體的路徑依然沒有變化，中國還要漸進，但是要特別強調配套，特別強調規劃，我認為我們應該把十八大和提出的部署看作關鍵，中國的政治周期現在到了歷史性的節點，我們正待著十八大人事到位之后，他的部署足以解決國家民族的命運。吳敬璉老師說我們現在處于臨界點，我也有這種感受，昨天來莫干山的路上看到微博，應該講我的心情和有些人一樣，是悲哀的一天，而且它很清晰的體現了現在這樣的所謂改革和革命賽跑命運的敲門之聲，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反日情緒，昨天長沙、青島還有西安等地這種成規模的打砸搶來看，一方面是社會低端的積怨、不滿和低素質，另外是當局的不合格，我覺得應該把這個尖銳的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咱們來做內部的探討。

　　如果說中國現在已經面臨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形式，其實最開始說這個事情是有意把話說的和緩一點，證監會祁斌說中國是改革和社會兩只老虎的賽跑，誰跑的快誰決定中國的命運。現在很多的人，特別是一些企業家把話說的更直，有點像晚清，有點像法國大革命前夜，真正的失控不是在壓力最強勁、控制看起來力度最大的時候，是在你松動之后，或者說是在不得不松動之后，如果矛盾積累的讓你以后的措施跟不上它的話，整個的局面就非常悲哀了。從這個角度說，如果我們有一些建設性的東西，抓住十八大的觀點，我們一起努力，把實質性的改革往前推進這個事情盡可能的做出來。

　　再往下講，我所說的實質性改革，兩個維度的改革，至少有這樣兩個視角，這個視角是我根據中國最突出的矛盾來說的，中國黃金發展期特征非常明顯，我們有很多的下行因素，但是我們也有很多的上行因素，如果發展上來足以對沖掉下行因素。但是我們的矛盾凸顯至少是兩個方面越收越緊：一個是資源環境制約，當然我們化解它有全球開放的經濟手段，有這種可能性，畢竟我們自己感受到的資源環境制約是越收越緊的，局部的東西雖然不足以撼動大局，但警示意義非常明顯，資源緩解制約怎么化解？在物的角度上要有更多的全要素生產力提高，要有更多的制度紅利、社會管理紅利，把這些潛力調動出來以后，使這個過程平滑、可持續。另外一個矛盾凸顯就是人際關系的緊張，從分配關系到財產關系到政府和民眾的關系，管理和納稅人的問題，現在看到火藥味越來越足，這方面的問題和前面的物的角度里面的矛盾是結合在一起的。

　　我感覺在針對性上來說，當下從全面改革來說，政治、財稅、社會管理這種全面改革是中央文件里已經提出的任務，那么勢必要推進新的一輪價稅改革，到了1990、1991年，所謂在整理整頓期間，不聲不響的把價格調整出來了，現在矛盾積累到我們必須從資源、財產、不動產，包括華生教授強調的從土地制度一直到土地價格表現這種不動產和基本產生價格，比如說中國關系到命脈的基本能源，他們現在已經積累了嚴重的扭曲，相關的稅制、財政體制、行政社會管理制度的曲線形成了一系列的問題造成了不經濟、不合理，就是所謂經濟學上說的低效配置，以及伴隨這種情況的不正之風愈演愈烈，大量的腐敗跟它一起生長。要依靠新一輪的價稅改革，在國家經濟命脈層面上理順關系，打開發展空間，我覺得這個任務是不可回避的，當然難度是非常大的，這是第一個維度。

　　第二個維度，必須考慮到更全面的，前面李羅力先生也強調的，大家在內部討論里面提到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倒有這么一個想法，在鄧小平有生之年都無法解決的他曾經強調的必須先解決政治體制改革，到現在為止如果要給出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全盤設計，難度仍然是非常明顯的，我也知道很多人做了探討。現在實際情況恐怕就是即使到十八大之后，我們也很難看到一個正面設計的，在中國展開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和路線圖，是不是這里面就碰到一個死結？我們在研究里強調有沒有一個辦法繞過這個推進路徑，先拿出一個方案，拿出一套設計好的施工圖，我們能不能夠借鑒所謂美國進步時代啟示，從另外的相對容易切入的角度，從路徑依賴上實質性追求政治體制改革效果。

　　美國進步啟示有很多文件，我簡要說一下，美國現在世界頭號強國地位和1880年進步世代有重大關系，社會上種種矛盾在凸顯，比如說層出不窮的事故、社會各階層的不滿、輿論層開始活躍等等，美國人走過混沌時期不是搞了一個正面設計、全面展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搞了一個帶來感人色彩的進步時代建設，就是從公眾關心的事情開始，到1913年之后形成了比較有特色的所得稅，這也是美國現在最主要的杠桿，到1920年相對穩定的形成了紐約占美國經濟一大半的現代預算模板，形成了一套到現在為止框架仍然在運行的稅收預算、公共資源配置這樣一套制度安排。

　　中國在這方面如果從現在大家都接受的，各個方面無法拒絕的公共財政建設、公共財政預算制度改革，加強管理這個事情，追求績效，提高透明度這個切入點開始，現在我們已經在做一系列事情，有沒有可能通過理財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動經濟生活、社會生活、行政體系、決策體系的民主化、法制化，有沒有可能通過這樣的路徑，在某種意義上絕對不能照搬，但是可以借鑒進步時代的邏輯，繞過實際上就是爭論一百年也形成不了的政治體制改革來推動中國實質性的進步，我們是不是影響特別強調這個角度的探討。

　　昨天我在感到非常悲哀的同時，也在微博上發了一句感嘆，因為有人提到現在的這種打砸搶，對1900年在北京發生的砸毀前門商業區邏輯一模一樣，砸的是外國品牌，實際上是國人本來應該受法律保護的財產，最后的結果是中國當局對國外道歉，給國外賠償，等等事情做完以后，真正受損的民眾幾乎沒有得到賠償。我的感嘆是我多希望中國能夠有真正的進步，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