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外貿出口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異乎尋常的關注。8月中旬到下旬，溫家寶總理10天內先后到浙江、廣東調研，并提出要高度重視進出口貿易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千方百計穩定出口。在穩增長成為當前經濟工作重點任務的背景下，穩定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問題是，穩定出口的“出口”又在哪里呢？

　　為什么要穩定出口

　　出口不僅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就業的主要渠道。正因如此，出口形勢的深刻變化，勢必會對經濟社會造成深遠影響。考察今年以來出口形勢的變化，突出呈現出五方面的特征：

　　一是總體增速回落明顯，前7個月累計僅為7.8%，不僅大幅低于去年同期的23.4%，也低于年初10%左右的預定目標；二是月度增速波動巨大，從1月的負增長，到2月快速提高至18.3%，到4月又回落至4.9%，隨后的5月和6月又快速回升至兩位數水平，而在7月又降至1%；三是對發達經濟體出口中，對美國的依賴度越來越大，對美出口金額占到美日歐總額的42%以上，而兩年前這一數值僅為37%左右，對美依賴度的加深以及美國大選年的特殊時點，使得今年以來中美之間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四是對新興經濟體出口趨于分化，對俄羅斯、東盟等出口依然處于較高水平，但對巴西、韓國等出口增速降至個位數區間，甚至出現負增長，造成我國出口由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困境；五是東部沿海出口大省出口增速下滑更為明顯，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省出口同比增速較上年下滑幅度基本在20個百分點以上，低增長態勢非常明顯。

　　上述五方面的特征，決定了現階段我國出口增速低、波動大、依賴增加、后勁不足，逐漸由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困境，迫切需要采取針對性措施。

　　離不開政府的促進措施

　　短期來看，要改善外貿環境、穩定出口增速，政府適度的鼓勵政策和貿易促進措施必不可少。具體來看：

　　一是要適當增加對外貿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通過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措施緩解外貿企業成本上升的壓力。雖然今年財政收入較上年同期有顯著下降，但仍高于經濟增速，對外貿行業和企業仍有一定的結構性減稅空間，財政政策有必要更加積極作為。

　　二是要加大對外貿企業外匯風險的保障力度。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步伐放緩甚至出現貶值壓力，這對于出口行業形成一定利好，但是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加大也意味著企業面臨更大的外匯風險，如果應對不足，可能會顯著壓縮企業盈利空間，為此一方面要求企業主動提高外匯風險應對能力，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借鑒德國等經驗，加強對企業的匯率保險服務，對匯率波幅超過一定程度的損失給予補償。

　　三是增加對企業的出口信用支持，鼓勵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目前我國主要出口市場中，對美國和歐盟出口占比都在17%左右，對日本出口占比7%左右，美日歐三者合計超過40%，出口市場集中度較高，這種結構造成我國出口極易受到外圍經濟波動的影響，且容易招致外貿摩擦。正因如此，一定要堅定實施出口分散化策略，不斷拓展出口市場，尤其是擴大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出口，而這就需要國家為企業提供必要的出口信用支持。

　　四是增大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從現階段來看，在國有企業出口顯著下滑、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優勢逐漸消失導致出口顯著放緩的情況下，民營企業成為穩定我國外貿出口最能倚重的主體。因此，當前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繼續優化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在稅費、融資、用工、科技成果應用等方面提供便利，進一步發揮其在穩定外貿方面的先鋒隊和主力軍作用。

　　轉型升級是根本

　　長期而言，建立在勞動力成本優勢上的傳統外貿勢必要走轉型升級之路。這是長期保持外貿競爭力的根本，也是我國外貿發展必須要走的可行之路。

　　德國和日本的外貿發展歷程已清楚表明，建立在產業結構升級基礎上的外貿體系，即使在面對本幣升值、勞動力和原材料上升、發達市場萎縮等挑戰時，也可以保持競爭優勢。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沒有哪一個經濟體能夠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保持長久競爭優勢。我國也不例外。企業轉型升級可能會給外貿出口帶來一定“陣痛”，但只要節奏把握較好且策略得當，則可以盡可能地縮短這一歷程。

　　一方面，要利用現階段我國就業總量壓力逐漸緩解的有利時期，加快推進外貿產業轉型步伐，加大產業轉移力度；另一方面，要利用國家較為豐富的財政實力，加大對產業研究發展的扶持，促進新技術的應用，加快產業升級改造步伐。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由于單純從勞動力成本看，中西部地區僅落后東部地區5年左右，因此，要摒棄簡單地、平移式地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的做法，在產業轉移進程中必然要輔以調整升級的策略，否則只不過是將現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困境延遲而已，很快又將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