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總統大選之際，礙于美國國內輿論，美企小幅度迎合一下公眾和政治家的期望，這才是美企撤離珠三角、返回美國的真實原因

　　近日，媒體報道，大批美企正在從包括珠三角在內的中國悄然撤退，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正在搖身變為“美國制造”，其中包括消費品巨頭佳頓、卡特彼勒，耳機生產商Sleek Audio、玩具生產商Wham-O、福特公司等。紐約時報也報道了同樣的現象，一些美企已經采取了一些小措施把制造業工作崗位轉回到美國本土，如星巴克、GE等公司。

　　美企為何要返回美國生產？《紐約時報》認為他們這樣做有的是因為美國勞動力成本有所下降，有的則是因為對進口中國的產品質量不滿意。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此舉卻是對全球化進程的“反動”。近幾十年來，全球化突飛猛進。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微觀經濟主體在全球范圍內優化生產要素的配置，造就了當前復雜的全球產業鏈。資本的全球配置與商品的全球流動使得國家之間的分工越來越明顯，中國就是典型代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缺乏資金、技術和管理優勢，但大量富余的農村人口以及快速的城市化步伐，使得中國有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稟賦。勞動力豐富，則價格便宜，入世以后，憑借這一主要優勢，中國迅速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中占據了“世界工廠”的位置。

　　中國仍是全球生產基地首選

　　那么，美企撤出珠三角等地，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到了勞動力比較優勢消失的時候了呢？近年來，珠三角等地連連傳出民工荒、工資漲幅過快等新聞，學術界也頻頻預警“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似乎都暗示著勞動力人多價廉的時代行將結束。

　　但這種判斷很值得推敲。從最低工資來看，2009年7月，美國將聯邦最低工資漲至每小時7.25美元，按每月21.75個工作日、日工作8小時計算，合每月1260美元；而北京2012年最低月工資僅為1260元人民幣，深圳高一些，也才1500元，是美國全國水平的1/6。從平均工資來看，美國勞工統計局2009年的統計，全美在職工作人員年平均工資是43460美元，同年深圳的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6723元人民幣，也為美國的1/6。考慮社會平均工資的統計口徑差異，企業在崗職工的實際平均工資更遠遠低于這一數字。

　　退一步說，即使嫌中國的勞動力太貴，美企產業轉移的方向也應該是東南亞、洪都拉斯等國家和地區。過去幾年，外企“東南飛”的風一直在吹，也有部分紡織工廠向越南、孟加拉等地轉移，但規模不大，不成氣候。

　　中國之所以可以成為世界工廠，除了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外，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因素。高校擴招以來，中國人口素質正在普遍地提高，勞動力物美價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可以預見的事件。中國產業配套能力很完善，在IT、重工業等，物流、生產等一系列相關的產業鏈是其他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無法比擬的。土地所有制、政治治理結構等背景，更使得中國可以“因地置宜”地為外企“量身定做”發展環境，這是外企在全球范圍內罕見的待遇。因此，如果單純從經濟效率上考慮，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是全球生產基地的首選。

　　美企“回流”更多受政治影響

　　既然這些美企將生產環節撤出中國、返回美國不是經濟上的考慮，顯然就是因為政治的因素。中國出口大幅增長的結果是“中國生產、美國消費”，即美國部分言論所指責的，中國向美國出口了失業、搶奪了美國勞動力的工作，尤其表現在制造業。觀察近幾年中美經濟領域的對話，議題總繞不開如何縮小中國的貿易順差，如何讓中國多消費、少出口。這些議題所隱含的都是讓中國的產能自產自銷，以保護美歐的就業崗位。

　　美方的這些指責在當前美國失業率高企、經濟增長不振的背景下也顯得格外地理直氣壯。在美國新一屆總統大選之際，礙于美國國內的輿論，美企小幅度地迎合一下公眾和政治家的期望，無可厚非。這才是美企撤離珠三角、返回美國的真實原因。

　　一時的政治作秀無關緊要，問題在于，美企返回美國生產會成為趨勢嗎？美企返回美國，可以即時增加美國的就業，看上去很美，但這是美國想要的嗎？全球化的結果確實讓中國出口了更多，但美國也享受了低廉的商品，保持了十數年的低通脹和高增長的經濟周期，雖然它的制造業就業受到沖擊，但知識產權、資本利得等方面是得利的。沒了中國生產，對美國大部分人來說，隨之而來的就是通脹高企、質次價高的商品，直面的問題就是實際購買力的縮水。十幾年以來，美國人享受慣了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他們會為部分制造業的就業低迷放棄這種好處嗎？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全球化下的中美兩國到底發生了什么？以往，我們單純地從“商品＋貨幣”層面解釋、化解中美的經貿摩擦，人民幣匯率、擴大中國內需等議題都是從這方面入手，但似乎“無解”。事實上，我們忽略了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因素：勞動力。中國快速城市化為全球帶來的表面上來看是豐富低廉的商品，本質上卻是勞動力的輸出，大批量農業人口持續地轉化成城市就業人口，這一新增數量甚至大到可以和美國全國人口規模相當。

　　美國制造業須直面中國競爭

　　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與商品在流動，而勞動力卻受限于國籍的樊籬，無法自由流動。從經典的經濟學理論中可以看到，中國農業勞動力的收入很低，低到僅為中國城市勞動力的1/3以下。相較之下，美國勞動力價格明顯被高估。有效率的統一市場，應該是中國大量地往美國出口勞動力，新進移民將系統性地壓縮現有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社會福利及其他勞動力保護政策，使之與中國勞動力的收入水平相當。

　　而被嚴格管制的美國移民制度，出口勞動力顯然不可能。因此，中國農民向城市就業人口轉移的過程，沖擊的只是中國在城市的勞動力，城市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被抑制；隨著中國深入參加全球分工，通過商品貿易，這種沖擊傳導到包括歐美在內的開放經濟中的城市就業人口。并且中國進城的農民，工作更努力、更拼命，是生產型企業的最佳勞動力人選。在全球產業分工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在跨國企業眼里自然是價高質次，不在考慮的范圍。即便如此，美國的產業工人對大規模進口廉價的中國商品也會感到威脅或不快，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開放移民，他們的境遇恐怕更加糟糕。

　　因此，美國制造的出路無非兩條。第一，美國制造業去全球化或者退出全球化，美國的就業人口自然可以免除中國進城農民的沖擊。但這可能嗎？全球化是美國能有當今國際地位主要背景因素，美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沒有中國的生產，美國超市琳瑯滿目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從何而來，美國的跨國公司動輒上千億美元的營業額如何完成？

　　既然不能退回自給自足的經濟環境，那美國的勞動力就必須正視中國進城農民的沖擊，美國要考慮的不是把中國的商品趕出國門、自產自銷，而是促進美國的勞動力轉型，同中國的進城農民進行差異化競爭。

　　在北京和上海等國內大城市，總有部分本地居民以敵視的眼光看待外地人，他們對外地人搶占了他們的就業崗位、醫院床位、子女入學名額等行為耿耿于懷。但他們似乎忘記了，上海、北京能發展起來、有著低價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大量外地人的涌入是有直接關系的，本地人舊房拆遷可以獲得的巨額補償金和外地人的購房熱情密不可分，本地人的社保福利可以維持在較高水平也是因為外地人的繳費基數不斷擴大的結果。美國產業工人對中國制造的排斥和上海本地居民抱怨被外地人搶了工作毫無二致。美國的移民管制和京滬的戶籍制度又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幸運的是，這并非主流，戶籍制度的消融是遲早的事情，京滬本地的大部分居民已經學習不再抱怨，而是提高自己在大城市的求生技能，勇敢地同新京滬人進行差異化競爭。對美國的產業工人而言，也是如此。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