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案結束了嗎

　　用吳英血祭不能解決中國民企融資難、不能斷絕高利貸，更不能讓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推進半步

　　葉檀(微博)

　　一條意料之中的消息，讓很多人松了一口氣。

　　5月21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后，對被告人吳英集資詐騙案作出終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吳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其個人全部財產。

　　判詞強調了吳英案的集資數據，以及對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壞，顯然，對于吳英案所顯示的金融風險，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很難想象，有關方面會允許一些法律人士援引這一案例，對集資詐騙案網開一面。一旦允許民間集資，則中國金融固守的利率堤壩、金融向特定企業輸送資金的渠道將消泯于無形。

　　這是一次勝利，又是一次失敗。所謂勝利，是刀下留下了慘淡的生命；所謂失敗，是千萬個活躍在地下金融“戰線”的吳英并沒有因為這次判決，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或長久的赦免。

　　事實上，同在浙江，2009年到2010年，就有杜益敏、高秋荷、王菊鳳等人被判處死刑。根據《浙江省非金融機構借貸報告》，2008年-2011年3月，金華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件51件，集資詐騙罪案件數為14件；其中2009年情況最為嚴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萬規模案件4件5人。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資類案件206起，2011年以來，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再度緊張，訴至法院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入高峰期。無數的集資亡靈，構成了吳英案的幽暗背景。

　　吳英集資詐騙罪名成立，民間金融屢敗屢戰、屢禁難止，印證目前的金融體制千瘡百孔、不敷所用。民間集資案之所以成為市場經濟體中的一道哭墻，正是因為體制性歧視下，民間金融身兼二任，既背負發展經濟的重任，又在額頭上刺有攪亂金融秩序的紅字。民間金融推動市場與擾亂市場功罪交集，由此導致圍繞民間集資案背后的輿論戰役，孫大午案是如此，吳英案同樣如此。

　　拋開無數為吳英辯護的言論，筆者找到較為代表性的反對派吳其倫的民間判詞。他提出的理由是，吳英非法集資、惡意詐騙數額巨大，對事主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對其處以極刑符合當前刑法死刑認定標準；非法集資詐騙獲死刑有先例可循；近年來，民間非法集資詐騙盛行，主要原因在于違法成本較低，從重打擊此類犯罪利于警示他人。前三項可以不論，因為受到傷害的事主“鮮有指控”，并未主動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的權益，集資詐騙判處死緩的案例也不少，而民間集資詐騙盛行、必須抑制的說法則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民間人士的觀點。也有學者認為吳英案是典型的龐氏騙局，理當嚴懲。

　　即便如此，吳英仍不該處死，用吳英血祭不能解決中國民企融資難、不能斷絕高利貸，更不能讓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推進半步。這么多人的血祭未能解決體制性難題，血祭甚至成為推卸惡劣金融環境的借口，鮮血不能解決金融問題，正確的激勵機制才是關鍵。既然如此，就應該堅決放棄血祭，轉而進行體制改革，讓更多的企業家、金融業者在尊重規則的、寬松的環境下經營。

　　2003年卷入集資案的企業家孫大午先生在恢復冷靜之后，有一段清醒的表述，覺得自己與吳英不同，“我和她不同的是，她的企業是膨脹的，我搞了18年才搞到億萬資產，是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的。我的企業是有很強償還能力的舉債，我是真實的億萬富翁，而她不是。她借的是高利貸，我不是，也就沒有這種壓力。我用等同于銀行的利率，甚至低于銀行的貸款利率去借的錢”，但即使是誠實經營、已經度過了生死周期的企業，目前依然難以從銀行得到貸款。

　　溫州正在進行金融改革，試圖在控制民資與打破壟斷之間，走出一條中間道路。其中建立民間借貸平臺，在陽光底下加強監管，對民間資金與融資者進行撮合交易，向正確的路上走了一小步。

　　最大的金融安全，莫過于金融企業有充足的風險控制能力，而要控制風險，最好的做法是，讓龐大的民資有公平的、規范的而不是掠奪式的投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