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成都商報評論員

　　銀行收費服務成為一段時間來人們投訴的熱點。近日，銀監會、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共同起草《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辦法》將商業銀行服務價格分為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價，銀行服務收費管理有望完善。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辦法》提出的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范圍太窄。在市場調節價方面，監管方給予銀行自由調節空間過大，給銀行亂收費以“可乘之機”，還可能使高收費合法化。

　　當前，在收費監管中有種傾向，一旦漲價或亂收費引發比較集中的投訴時，加強監管的呼聲就會抬頭。這是很危險的。如果回到幾十年前，計劃定價的弊端，很多人都有切身體會。行政力量不是市場主體，由其掌握市場定價權，結果只能是價格扭曲、市場活躍度降低和權力尋租。所以，三部門起草的《辦法》，放松收費監管的大方向是對的。

　　但需要看到，解決銀行收費問題需要考慮多重因素，不是簡單的加強監管或放松監管的問題，而是要區分對象，哪些方面該加強，哪些方面該放松的問題。

　　總體而言，銀行收費應該放松監管，形成市場決定收費價格的機制。這樣才能在供需間形成平衡，在競爭中使消費者得益，促使銀行提高服務水平。但具體措施要有區別。目前，銀行業不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有報道援引權威人士的說法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占有率達70%。四大行的網點更是優勢明顯，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占據了多數較好的口岸。所以，國內銀行業是一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對壟斷，其他商業銀行相對自由競爭的混合市場。

　　從媒體報道看，很多投訴都集中在大銀行，這和混合的市場格局有很大關系。比如，國有銀行異地轉賬取現收費過高，很多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收費實際上都比四大銀行低，因為它們通過較充分的競爭，形成了較低的價格，但這些商業銀行因為影響較小，不能引領市場定價。國有大行收費高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起碼和其相對的“市場支配地位”是相關的。所以，收費定價監管需要對“兩個市場”區別對待，在放松充分競爭領域監管的同時，加強對壟斷大行的監管。比如，四大行不能利用市場支配地位隨意漲價，其他中小銀行則不受此限。一緊一松，區別對待才是最好的選擇。否則采取一刀切的方法，緊了，在市場中艱難打拼的中小銀行會喪失靈活性，松了，壟斷性質的大銀行就很容易利用市場支配地位自行定價。

　　健全的市場經濟同樣需要監管，但監管的目的是為了市場公平，有了公平，市場才能產生健康的效率。所以監管必須講法治，要有底線和邊界。對競爭甚至是所謂的惡性競爭，行政力量最好都不要介入，因為市場調節競爭的能力和準確度遠遠高于行政力量。這種情況只要打擊欺詐等違法行為就行了，沒必要介入價格調整。但市場對壟斷往往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市場經濟監管的核心在反壟斷。一個市場沒有壟斷，它自然會發揮健康的調節作用，此時如果出現加強監管的言論，人們應當保持充分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