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聯濤 | 文

　　歐洲正在成為對沖基金的試驗場，這不僅僅是監管問題

　　我是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第一批目擊者之一，但是，當時我并不了解背后的操縱者及其操縱過程。當我閱讀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撰寫的《比上帝還富有：對沖基金與新精英的崛起》(More Money than God - Hedge Fund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一書時，不僅再度喚起了對那次危機的回憶，而且深入了解了個中內幕，痛定思痛，感慨萬千。           

　　馬拉比曾在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工作多年，現任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這本書仔細分析了對沖基金行業的演變過程，非常引人入勝。

　　現代金融理論的支點是有效市場假說，然而，對沖基金行業正是從市場的無效率中獲得巨大收益。

　　1980年5月至1998年8月，老虎基金扣除各種費用后的年度平均投資回報率為31.7%，遠遠超過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12.7%的水平。而從老虎基金走出來的一些人創辦的幾個對沖基金，在2000至2009年間年度投資回報率達到11.9%，同樣高于同期標準普爾指數5.3%的水平。

　　很多對沖基金曾經參與1997年至1998年間東亞金融危機時期對亞洲貨幣的投機性攻擊。目前，這些基金很可能又在歐洲找到了自己的獵物。

　　在馬拉比看來，對沖基金行業不應受到監管。原因并非由于其從業人員品德高尚，而是因為這個行業的激勵機制和文化和其他金融行業相比弊端較少。同時，雖然金融體系的很大一部分太大而不能倒，但是對沖基金通常是小而可以倒的。當出現問題時，納稅人不需要為之埋單。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是，當這個行業的主要經紀商伴隨著出問題的對沖基金一起倒掉時，納稅人可能需要付出數以萬億計的成本。

　　對沖基金的存在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對沖基金與其主要經紀商可謂共生并存，投資銀行和大型全球性銀行為對沖基金提供杠桿。沒有杠桿意味著沒有能力去對沖或投機。投資銀行和全球銀行則是太大而不能倒的，其自營交易加上所支持的對沖基金交易，足以影響整個金融市場的走向。

　　幾年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主要經紀商可以通過間接監管對沖基金來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然而，雷曼兄弟的破產使得這一觀點灰飛煙滅。

　　對沖基金行業的繁榮源自監管套利和信息套利。傳統銀行系統所受的監管越重，流向不受監管的影子銀行機構的業務就越多。馬拉比認為，對這個行業能否成功加強監管，仍屬未知數。出于防范道德風險的考慮，監管機構不敢隨便加強監管；果真如此，這個行業可能將會承擔更大的風險，同時讓政府最后埋單。

　　不幸的是，只要發生金融危機，不管是否存在過重或過輕的監管，政府往往都會受到責備，并不得不為此埋單。

　　當對沖基金行業較小之時，尚不足以成為公眾關注焦點；然而，一旦其動量交易足以將一個中等規模國家拖到崩潰的邊緣之時，對沖基金的羊群效應便成為一個真實的大問題。

　　今天，歐洲正在成為這樣一個試驗場。如果某些對沖基金從投機某些歐洲國家的失誤中贏得數十億的財富，同時造成幾百萬人失業，那么就不僅僅是監管問題，而是將會首先帶來一場政治危機。

　　通過利用一個國家的政策失誤來實施交易，進而令這個國家陷入可悲的貧困境地，在當前的國際法律框架下可能并不違規；而通過加劇所謂“創造性破壞”進程，讓自己賺取高達幾十億的利潤，在道德上是否可容忍呢？

　　如果你打算了解對沖基金如何將歐債危機視作機會，這是第一本必讀書。

　　作者為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主席、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香港證監會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