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議題之唐昊專欄 

　　日前，5家中國環保組織，包括自然之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達爾問環境研究所、環友科技和南京綠石等共同發布了一份題為《蘋果的另一面——— 污染在黑幕下蔓延》的報告。這份針對美國蘋果公司在華供應鏈污染及毒害的調查報告顯示，多達27家蘋果供應商和疑似供應商出現過環境問題，涉及企業包括廣州名幸電子、武漢名幸電子、凱達電子和鼎鑫電子、太原富士康、揖斐電電子北京公司和深圳市危險廢物處理站有限公司等。

　　這份環境報告所強調的是跨國企業在中國所應承擔的環境責任，但問題是，全球產業分工本身就是資本逃避責任的產物，在此局面下很難指望其在中國主動負上社會責任。在整個蘋果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鏈條中，是蘋果公司而不是其他企業或國家獲得了最大的利潤，而從經濟和社會倫理的角度，作為產業鏈條的主導者，蘋果享有最大的經濟權力，也無疑要對這條由其控制的工業污染鏈條負上最大的責任。事實上，中國環保組織關于蘋果供應商企業污染情況的發布已經是第二次，今年一月份的同類報告指出，蘋果的供應商存在著環境保護、職業健康和勞工權益三方面的重大問題，但蘋果公司拒絕回應。在過去7個月中，蘋果的行為沒有任何改善，污染排放隨其供應鏈的膨脹在中國繼續蔓延，給環境和公眾健康帶來嚴重威脅。從技術上講，蘋果不可能對供應商所存在的人權和污染問題毫不知情，但蘋果雖然承認自己供應鏈上有問題，卻沒有對政策做出任何調整，也沒有對供應商加強制約，而是繼續使用嚴重污染的企業作為供應商，以中國環境與公眾的健康為代價攫取巨額利潤。

　　大型企業需要有外部力量的制約，才不至于因資本的貪婪本性而迷失方向，這些外部力量包括公民環境意識提升、環境NGO的發展、新聞媒體的獨立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等。如前所述，跨國公司由于其跨國的性質而有機會逃避很多制約，同時，中國大陸的大規模生產企業環境問題的出現，既與中國企業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地位有關，也是中國自身產業政策的結果：諸多私營企業因缺乏資金和技術支持而無法轉型升級，只能從事低水平的簡單加工，成為蘋果等跨國公司的代工廠，甚至在上游產業擠壓利潤的情況下并不賺錢，而只是通過拼命降低工人待遇、污染環境來維持生存。而作為環境執法者，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者為地方的GDP和政績考慮，對于環境污染企業缺乏嚴格監管。這些因素都導致跨國企業對自身的社會責任缺乏明確認識，在環境問題上抱持不負責任的態度。

　　在法律缺位、行政乏力的情況下，公民只能自己保護自己的環境權益。換句話說，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無法經由企業和政府等傳統的組織性機構來解決，人民才不得已轉求諸己，通過社會自組織來發現問題、施加壓力、保護公民利益、促成問題解決。中國NGO的成長速度之快，正是與中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有關。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的環境問題上，中國的環保NGO已經發出更加響亮的聲音，并且開始進入解決大規模社會問題的階段。

　　和單純的自上而下的體制改革相比較，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蘊涵著改變社會的更大能量，但這種能量如何才能從正面發揮出來，公民的環境參與以何種方式為最佳，社會動員又如何與既有機制互動，這些都是亟待探討的問題。西方國家的環境運動證明，這種參與必須是多元的，而不能總是通過街頭抗議進行；而在社會動員方面，教育也比集體行動更有長期效果。也是在這些國家，公眾環境參與的常規化和組織化，已經改變了企業和企業家的理念和行為。照這個路數來看，中國的環保NGO應該能夠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用自身的價值體系去摧毀對方在市場上業已建立的價值體系，讓公益價值引導商業價值和時尚價值。在這個意義上，NGO和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其實是正在幫助在華企業塑造其全新的企業社會倫理。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