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葉檀

　　在超過限期將近一個月之后，截至7月26日，已有83個中央部門公布三公經費，還有12個部門尚未公開。

　　擠牙膏式的公開，顯示了過程的艱辛，突破部門利益壁壘極其不易，也體現出到目前為止，對于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財政體制缺乏透明和公開，更缺乏有效的約束。

　　目前公開的三公經費賬目較粗陋，只有2010年的決算與2011年的預算，極為簡略，人們獲知的有效信息不多，最多只包括哪個部門在三公經費整體壓縮0.4%的基礎上比去年有所上升，哪個部門公布較早，哪個部門出國經費最多，公車消費屢禁不止等。

　　要從上述信息中得出科學而準確的結論幾乎不可能，一些“清水衙門”的經費與實權部門的經費不具備可比性，只有把部門具有控制權的下屬公司的成本收益結合起來看，只有列出具體的消費次數、購買車輛的臺數，才能看出端倪。

　　對于不公開或者拖延公開的部門缺乏有效的懲戒手段，是一些部門虛與委蛇的主要原因。去年以來，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公開三公經費被提上議事日程。今年7月25日~26日，全國財政廳(局)長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了擴大公開的范圍，指出落實好部門預決算公開的主體責任，鼓勵部門進一步細化部門預決算公開的內容。問題在于，如果這些部門不報，或者瞞報，有什么處置措施？沒有。

　　財政部某些滯后于形勢的規定為不愿公布者提供了最好的擋箭牌。吳君亮先生諸人致力于推進公開財政體制建設，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上書國務院，建議移開目前的公共財政體制中的絆腳石——財政部于2010年3月1日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預算信息公開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這個《指導意見》對于公共財政體制建設在某些方面十分不利。

　　首先，對于建設公共財政的重要性認識不清，對于納稅人的知情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指導意見》第三條(二)款規定，“對申請人申請公開與本人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無關的預算信息，可以不予提供。”這一規定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知情權。個人有權申請預算信息不是因為他有 “特殊需要”，而是因為他具有每一個公民都具有的“一般需要”，他是納稅人，公共預算與每一個公民的生產、生活都密切相關，他有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公民權利，怎能以沒有“特殊需要”為由否定其知情權呢？

　　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就以保密為名拒絕向納稅人公開財政信息。1997年國家保密局會同財政部等一些部門，出臺的《經濟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指出，財政年度預、決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項的年度執行情況，歷年財政明細統計資料等屬于國家秘密，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范圍人員知悉，不得向社會公開。在2009年廣州市財政局公開全部預算后，當時的上海市財政局答復要求公開的要求時表示，上海市2009年度本級部門預算屬“國家機密”，不能公開。

　　2010年4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財政的管理者明白，如果預算徹底公開，他們謀求單位和個人利益的空間也會縮小，所以就以保密為借口來推延公共預算改革。預算公開改革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決心問題，是敢不敢公開的問題”。

　　沒有預算公開，就沒有稅收法治原則，更不可能有對于行政權力的有效監管，其實質是把公眾排除在治理之外，恢復官管民的傳統非善治社會。

　　在《指導意見》中，財政部有推諉責任之嫌。

　　《指導意見》第二條(一)款明確預算公開主體為 “各級政府財政部門負責本級政府總預算、決算的公開，各部門負責本部門預算、決算的公開。”各級政府財政部門既然已有本級政府所屬各部門的預算，財政部門為何不可以將這些部門預算統一、集中地對公眾公開？由財政部門公開本級政府部門預算既符合政府效率的原則，公眾了解和監督也方便。

　　最后，公開的下限使信息過于粗陋。在《指導意見》的第二條(二)款中，“三要細化，一般預算收支預算表和一般預算收支決算表的收支項目按照《政府收支分類科目》的收入分類和支出功能分類基本編列到款級科目”，這一規定的下限，使公眾根本無法通過公開信息了解到實際內容。財政部門能夠了解到的信息，對于公眾而言，就是天大的秘密，為什么對公眾如此不信任？

　　即便存在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依然要為三公經費的公開鼓掌，為科技部在4月的率先公開、為審計署的精確數據、為商務部的及時解釋鼓掌，并且把眼光投向遲遲未能公開的部門——他們敢于抗命，不畏人言，是權力過大，還是過于害怕不敢拿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