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國土部監察部公布土地問責結果，共有73名地方政府官員被處分。媒體注意到，公布的問責結果中，涉及的地方官員大都是三、四線的城市及城區，不涉及京滬等一線城市，也沒有省會城市。此外，在這73名被處分的官員中，最重處罰也僅為降級處分。(7月8日《新京報》)

　　土地問責的雷聲響了一年，雨終于下來了。有人說，這是一次艱難落地的問責。因為國土部去年6月就公布了問責時間表，“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作為中國土地衛片執法檢查全國覆蓋的第一年，將根據檢查結果對地方政府負責人實施問責。然而數月過去，連約談也并未如期而至，一度被公眾質疑為問責“爽約”。

　　事實上，相關部門顯然低估了問責的難度：這次問責是依據2009年度的衛片執法檢查結果展開的，全國2859個縣的海量數據要逐一核對。國土資源部對違法的事實進行認定，監察部根據國土資源部審核認定的違法事實，再對責任追究的意見進行審核。但不管怎么說，公眾對“土地問責”的期待，顯然離不開幾個客觀背景：一是建設用地非常緊張，土地價格高得離譜，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已經成為諸多民生問題的導火索；二是土地使用與管理中的矛盾已經成為“轉型期陣痛”中的頑疾，來自拆遷一線的橋段經常突破了法律與道德的底線。這個時候，“土地問責”與其說是就事論事，不如說更想殺雞儆猴，寄望重典治亂象。

　　面對眼下的問責結果，不少人可能覺得有些“大失所望”：比如被問責的地方官員大多“分量有限”，而問責的手段似乎也是“溫柔得很”，既不解癢、更難解恨。但客觀而言，對于第一份土地集中問責的“成績單”，能在復雜的土地政治格局中高調而出，這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本次土地問責再次彰顯出國家捍衛18億耕地紅線的決心，體現了權責利對等、不枉不縱的究責作風，這無疑會對社會傳遞出“耕地紅線、高壓帶電”的價值信號。更重要的是，就眼下而言，它足以體現中央政府嚴肅土地政策、調控房產市場的意志，也為2010年度土地執法檢查起到了示范作用。

　　解構總比建構容易，批判總比理性更容易迎合情緒。一步到位的“土地問責”，或者說指望“土地問責”能讓房價直接跳水，既缺乏制度常識，也悖逆市場邏輯。給“土地問責”一點寬容與時間，這比吹毛求疵地咒罵更重要：一方面，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新發生違法用地2.3萬件，涉及土地面積13.6萬畝，其中耕地5.1萬畝。盡管東部、中部地區違法用地同比下降，但西部地區發現違法用地面積則同比上升50.6%。事實說明，不能忽視對三、四線城市及城區的土地問責工作；另一方面，土地問責屬于事后罰單，而從違規構想到違法事實，中間必會經歷立項、評估、審批、建設等諸多環節，尤其是與失地農民的博弈，而一旦違法事實即成，即便雷霆問責，很多可以避免的損失最終恐怕還是財政埋了單。因此，對“土地問責”寄寓過多熱望，也不符合行政執法的現實。

　　給“土地問責”一點寬容與時間，既是為了更好的公共監督，也是為了循序漸進的問責。(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