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做客新浪財經《改革問道》時指出,根據經濟發展潛力,我們將增速定在7%左右,6.5%到7%應該沒問題,只要不低于6.5%,全面小康、進入高速度國家行列的預期目標就基本上能達到。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能不能在轉型改革上有突破,能不能緩解、化解社會矛盾。
十三五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歷史節點
新浪財經:作為一個老百姓,從一個基層人民的角度出發,如果一聽到“十三五”這個概念,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遲福林:我經常聽到別人問我,“十三五”到底前景會如何,還有多大的增長潛力?對于我一個研究者來說,我看“十三五”,我把它作為一個歷史性的階段來看,我把它概括為“歷史節點”。
新浪財經:歷史節點。我們知道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建國以后,我們經歷了五年計劃,到后期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今天取得了特別大的成就。在您看來,這個五年計劃和現在的五年規劃有什么太大的區別?
遲福林:這個區別是十分明顯的。過去的五年計劃是計劃管理的特點和突出,現在這個規劃更重要的是對于發展的預測,而且側重于政策改革,經濟社會整個不是過去的計劃指標了,雖然我們現在還有比如預測7%左右,但是這個完全不一樣,它是一個預測性指標,而且更多地突出對發展戰略、發展政策以及改革這樣的一些相關重要問題的規劃。
新浪財經:這些年中國經濟發展有很多人誤認為我們只要政績觀,只要指標。但是到今天這一步,比如GDP的增長,到了七上八下的階段了。您擔憂今天中國的經濟環境嗎?
遲福林:我總體上比較樂觀,因為“十三五”我們正處在一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增長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調整期,面對的困難、問題比以往都要大得多,我們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對于走向經濟新常態的壓力,對于調結構、轉方式的壓力,這些應該說需要一個充分的估計。
新浪財經:如果現在這個階段我給你出一個選擇題,當前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到一些細節的地方,您最愿意選擇哪個領域作為改革的突破口?
遲福林:這個問題我們正在研究,就是改革的優先順序。談改革優先順序,前提是要把握轉型升級的趨勢在哪里。在我看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有三個大的趨勢,一個是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城鎮化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變;消費結構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的轉變。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的選擇很重要,我們要形成自主創新競爭優勢,要形成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要成消費拉動增長的新的格局,要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
在這個趨勢下,這個選擇最后才是靠什么?靠改革。所以,改革的優先順序安排很重要,在我看來適應這種轉型升級和服務于這種選擇的改革,第一是服務業市場的開放。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對于我們形成新的產業結構,適應全社會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是極為關鍵的。而我們現在服務業對內限制很多,對外我們還有一些管制,服務業市場的開放,與一般制造業市場的開放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服務業市場開放第二個相關聯的就是以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教育結構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我們現在的金融體制很顯然存在兩大突出問題,第一項是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實體經濟,支持的力度還明顯不夠。第二個問題,股市的異常波動,看出我們的金融監管還面臨著很多突出的矛盾問題。財稅結構如何轉向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如何有利于拉動消費增長財稅體制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尤其在今天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應該還需要進一步發力。
有些企業家說我找一百個大學生不難,可是我要找十個鉗工很難。我們在經濟結構、增長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我們的教育結構與此是不相適應的。所以,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教育結構組成了中國結構性改革一個重要內容,因為只有這方面改革,才能破解我們整個轉型升級的結構性矛盾。
第三,我們的改革是要把握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整個對外開放。我們的開放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說形成開放新體制。在哪里呢?一是國內的消費結構升級變了,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從海外網購。另外,我們的整個產業結構也變了,我們開始進入到一個服務性經濟的新時代。
所以,國內服務市場的開放必然要求我們整個開放,從一般以加工制造業為重點,轉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與此同時,這種開放也必然要求我們雙向的開放,要打破一些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上對我們的某些壁壘。
為什么這樣?因為我們的服務貿易占我們整個對外貿易比重太低了,目前只有12個百分點左右,好像去年是12.3%。一些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占它的對外貿易比重大概都在20%左右,甚至高于20%。如果我們的服務貿易到2020年能提高到20%左右,那么對外貿易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這樣一個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就是我們今年發展自由貿易,發展自貿區,整個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一個關鍵所在。
第四,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比如我們政府改革要如何和整個市場化改革相適應,全面實施負面清單。再比如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企業能不能夠盡快地適應企業自主登記,能不能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的備案制。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產業政策來干預企業。這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政府要加大放權的力度,來解決政府職能轉變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問題。
反腐給了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
新浪財經:現在轉型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個陣痛期,當前可能就是這個陣痛期的中間階段。會不會給“十三五”規劃帶來一定的沖擊或者形成一定的阻力?
遲福林:我們講三期疊加,我剛剛談到轉方式、調結構的分析估計還是不夠的。在經濟整個轉型升級,尤其結構調整的背景下,面臨著產能嚴重過剩的局面,所以這種局面下,我們面對最大的困難就在調整結構當中,可能有三個情況:
一,會產生一批新的企業,比如現很多新的自主創新的企業產生。
二,相當一批企業在轉型當中升級了,有的做一般加工的,現在做機械制造,整個轉向服務型經濟,或者是在創新上發展,改變它的商業模式,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企業會在困難時期頂不住了,面臨著關閉的風險,甚至有些企業已經開始關閉,這會引起許多就業問題、社會問題等連鎖的反應。所以,這是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一些現象。問題在于我們需要主動采取措施來解決這些相關的問題,有這樣一個準備,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的準備還需要加大力度。
新浪財經:我聽到過一句話,說反腐行為是對市場經濟更加徹底的完成。您贊成這句話嗎?
遲福林:我贊成。因為在腐敗的狀態下,企業的所謂公平競爭是很困難的。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企業加大成本,這也是難免的,而且會產生很多扭曲的經濟行為。盡管一時好像項目辦得很快,但是這里暗含著很多不平等,所以對市場秩序是一個破壞。
也有一些人問我,反腐能夠有利于經濟發展嗎?我說從道理上說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從中長期來說,也應該是這樣。所以,我們怎么樣能夠從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的角度看,反腐應該是有利于市場公平建設。
新浪財經:真正的改革是循序漸進式的,在您看來所謂的一刀切的反腐對改革有哪些利弊?
遲福林:我不贊成所謂反腐是一刀切的說法,因為腐敗在一個時期是很盛行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我還談到機制性的腐敗。所以,反腐的時候要壓下去,要把它打下去,形成一種社會氛圍,使腐敗沒有市場。所以,在反腐的問題上應該堅持一個標準,而不是一刀切,一個標準,不管是誰。只要是腐敗,都應該反,而不是有選擇的腐敗。
新浪財經:有人質疑現在反腐這種形勢下,好像表面上每天會有好多官員被抓,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動本質性的東西,治標不治本。在您看來現在的反腐真的是治標不治本嗎?
遲福林:反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我看來,對反腐至少應該說三句話:第一,確實遏制了這種腐敗增長的速度。這一點大家都應該承認。第二,反腐在治標的同時也確實在朝著制度化的方向走,因為制度化的建設需要大家達成共識。比如財產公開,可能會在哪一年條件成熟,就會走向財產公開,建立財產公開制度。第三,反腐應該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的。它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更何況在全社會形成一個好的社會風氣,應該說還需要相應的文化建設、道德建設。
改革困境是利益集團很難對自己動刀
新浪財經:在您看來“十三五”現在真的我們準備好了嗎?所有政府的政策前提都做好了嗎?
遲福林:這一次對“十三五”的認識、看法與以往都有區別。第一,大家意識到“十三五”和原來的五年規劃有一個重大的區別,就是它是一個歷史轉折時期。比如我們全面小康的歷史節點在2020。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目標的基本實現是在2020。中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開始走向高收入國家的歷史節點也在2020。在2020年“十三五”的末期,如果這些目標能夠實現,中國就有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公平可持續發展。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寄希望于“十三五”有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從而奠定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十三五”解決好了,我們把“十三五”故事講得很清楚,我們就會克服短期下行的壓力,大家有信心了,像股票市場,有市場異常波動,更重要的是信心。
比如在我的研究當中,消費結構升級,“十三五”期間很可能我們的消費總量會有一個倍增,從現在的27萬億左右,能增加到50萬億甚至略高一點。由此消費拉動增長的新格局就不是一個潛在的問題,它能變成一個現實的問題。
這些事情講清楚了大家才有決心。比如健康服務業,你看現在需求多大?有人預測中國的健康服務業到2020年至少有8萬億人民幣的需求,有人預測更高,有14萬億到16萬億。不管怎么樣,它是一個潛在的大市場。這是把“十三五”講清楚了,研判得很客觀,解決人們短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帶來的信心不足的問題。
第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們把這個做好,看到中國未來到底應該怎么走。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換時期,無論是老百姓的消費結構,制造業的發展,還是現在的城鎮化,都處在歷史交匯點,你不進則退。比如消費結構,盡管我們現在收入水平增長得沒有多快,但是老百姓消費結構變了,城鎮居民消費的大頭成了教育、醫療、健康、旅游。所以,這個時候說明產業結構就要開始發生變化。
中國正處在從一個大國向強國邁進的關鍵五年。我們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不僅是總量,未來如果我們服務貿易能夠上一個新的水平,未來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的全球化,都會把中國帶上一個新的水平,中國在世界的地位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
所以,我們可能要跳出“十三五”看“十三五”,它不僅僅是中國的五年,它更關系到過去我們35年改革開放歷程如何傳承的問題,也更關系到未來十年、二十年中國的路怎么走的問題。
新浪財經:很多的改革,包括到現在“十三五”的改革,都是一種所謂的倒逼式的改革,是不是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不太好的印象?
遲福林:我做了30多年的改革研究,自己在自己身上動刀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改革嚴格講是自我革命的過程,在對自己原有的體制要動刀子,對自己原有的利益格局要動刀子,是個很困難的事情,所以改革總體上呈現被動性的改革特點。現在的矛盾就是改革是被逼出來的,你不改不行,我們的歷史走到這一步。
現在面對各方面的壓力,尤其中國現在要進入一個新的開放水平,也逼著你改,像負面清單,要加強和世界的經濟聯系,推進全球化,必須要走到這一步。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有些趨勢性的東西我們看到了,能不能主動改?
現在的關鍵就是從被動性的改轉向主動性的改,這個主動性的改在哪里?就是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大趨勢,比如服務業市場開放,結構性改革,對外服務貿易,簡政放權,這里面有被動改的成分,但更多是認清了形勢,抓住了機遇,主動改變這個結果。主動改的成分總體是在加大。
對“十三五”有信心源于中國有很大增長潛力
新浪財經:您對整個“十三五”規劃有信心嗎?
遲福林:我不是說對“十三五”規劃的信心,我對未來五年中國的增長潛力是有信心的。我舉幾個例子,首先是我們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我們現在有兩個突出的優勢,一是我們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新一輪的全球科技革命正好形成一個歷史交匯點,沒有這個機遇,你想升級都很困難。現在看機遇你能不能抓住。更何況現在科技資源全球配置的特點特別突出,很多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建立它的研發中心。第二個優勢是,我們今年互聯網+形成了自己的優勢,而互聯網+能夠導致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它甚至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
第二,我剛才所說的城鎮化。城鎮化仍然是中國轉型發展的一個巨大的潛力。我們現在的規模城鎮化率比較高,達到54.7%,但是人口城鎮化率很低,不到40%,大概只有38%左右。我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人口城鎮化率會達到50%左右,也就是13億人有一半是常駐城市人口,而規模城鎮化率會高達60%左右。
這種背景下,它給你帶來多大的內需?我們知道一個城里人的消費是農村人消費的三倍,我國人口有3至4億人能夠在城市里長期作為城市的居民,那我們拉動內需不就有巨大的潛力了嗎?所以,我們的消費總量在未來的5到6年可能會實現倍增,從現在不到30萬億到高達50萬億以上。
第三,我剛才談到的消費結構升級。我們的服務型經濟今年上半年在所以產業中占49.5%,我估計今年會超過50%,比十二五計劃的47%高3個百分點,而到“十三五”,我們的服務業占產業結構的比重我估計會超過55%。
經濟增速不低于6.5%小康社會就會到來
新浪財經:五年規劃,我們的目標是不是定調低一些,某一個目標定得高了是否能完成呢?
遲福林:根據發展潛力,我們定在7%左右,6.5%到7%應該是沒問題,只要不低于6.5%,我們全面小康、進入高速度國家行列,基本上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現在看對于我來看,更重要的我感覺就是我們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能不能夠轉型改革上有突破。在這個背景下,能不能緩解、化解一些社會矛盾,不要因為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來影響我們的整個應該發展,相反在經濟的持續增長過程中,我們有序地來解決社會矛盾,來化解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我想我更擔憂的是,如何以轉型改革釋放潛力的同時來妥善地解決好可能引發的經濟社會矛盾。
新浪財經:最后一個問題,如果讓您給“十三五”做一個自己心目中規劃藍圖的愿景,您想象一下,比如說五年之后您覺得中國大概在你心目中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遲福林:從我的角度看,第一,五年以后中國的GDP總量大概我估計6.5%—7%的增長是沒有問題的,這樣我們全面小康的目標……
服務業開放是十三五改革的重中之重
新浪財經:可能會有學者反對您,他會說20年8%的高增長。
遲福林:對,我既不贊成這種很悲觀,也不贊成8%,我估計6.5%到7%的可能性很大,因為畢竟轉型,盡管增長潛力很大,轉型改革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需要加大力度的。
第二,我更看到“十三五”這幾年在轉型改革上我們有一個新的格局。剛才我說了四個問題,比如說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有明顯的提高,中國不僅是一個經濟總量的大國,更是一個創新能力比較強的大國。第二,我們真正形成走向服務經濟,能夠在產業結構上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
第三,充分釋放13億人的消費需求,尤其是服務的消費需求上,能夠有好的供給,有安全的供給,有可靠的供給。第四,我們的對外開放,服務貿易的比重會明顯提高,中國和中美的投資貿易談判會上一個新的臺階,中歐的貿易談判會有一個突破,中國和4+1升級版會有一個實施,這樣中國在整個對外開放的格局中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
所以,從我所處的生活經歷和我從事的改革研究,我對“十三五”寄予的希望很大,我很想把我自己的很多精力在“十三五”當中有所體現,推動“十三五”或者是起到一個學者在促進“十三五”的轉型改革上起一點作用,“十三五”對中國、對中國老百姓甚至對每一個人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