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特約評論員 葛豐

　　瑞士信貸近日發表最新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中產人群數量達到1.09億人，超過美國的9200萬人，首次躍居全球第一。

　　中國中產人數躍居第一，是中國財富總量高速增長與社會結構良性演化共同引致的合理成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一步發展壯大中產階層，是中國社會長治久安必然的戰略選擇與戰略目標。

　　當然，如同其他總量指標一樣，這個“第一”結合龐大的人口基數，反映出中國距世界先進水平，甚至平均水平仍有較大追趕空間。譬如前述同一份報告數據顯示，中國中產人群占全國成年人口的比重為11%，低于全球14%平均水平。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速度雖快，但起步時間不長的發展中國家。

　　除了相對數量不足，論及中國的中產可能更需要關注相關的結構性因素。因為相比之下，前者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較為簡單(高度正相關)，而后者除了與經濟發展狀況相關，往往還涉及到社會轉型方方面面，有些時候，它們的走向趨勢未必與經濟發展同步。也就是說，改進這些因素的著力點，除了要不斷做大蛋糕，還要處理好“如何切蛋糕”這一更復雜的命題。

　　瑞士信貸劃分中產的標準是按本地購買力計算，擁有相當于美國當地5萬至50萬美元的財富。對照這個標準，中國1.09億中產的總體具象下，起碼還應該被關注到：

　　首先，中國的家庭財富中房屋資產占比畸高。此前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全國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庭的房產估值占總資產的比重高達70%左右(美國僅為30%左右)。而這個事實表明，中國的中產中存在很多僅僅因為房屋升值而“被中產”的家庭，這些家庭真正可支配的財富遠遠低于其所擁有的賬面財富(尤其對僅有一套房的家庭而言)。同時更重要的是，這還反映出中國的財富積累、分配過程中，存在有利于投資而不利于知識、勞動的傾向。

　　其次，中國的社會保障水平普遍不高，而且還具有非常顯著的地域及行業差別。而這個事實除了同樣不利于中產可支配財富增長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前述保障差距帶有一定身份特征(譬如戶籍)，這就使得中產與否，或者不同中產實際生活質量高低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體身份特征。譬如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大城市固然在整體上中產占比更高，但戶籍作為優勢職業機會與資源屏蔽機制的作用也更強。

　　最后，如果說上述兩項因素還可以更多地被視為階段性矛盾的話，那么當下初露端倪且更需警惕的現象是階層固化有所抬頭，家庭目前所處的階層在社會資源分配方式與結果中起到的作用有增強跡象。因此，理性看待中國的中產，不僅要關注中產的比重、中產的實際生活質量，還應該關注中產向上與向下的區隔，要通過改革讓所有人愛拼才能贏、愛拼就能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