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頓的深刻之處在于,在他看來,貧富差距絕非是簡單的收入問題。
文/崔傳剛 (迪頓《逃離不平等》一書譯者)
晚間七點,正值下班,各大新聞客戶端卻在此時彈出消息:因為“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安格斯-迪頓獨享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到迪頓的大名,我心情頓時無比興奮,一則當然是為迪頓高興,另外也是因為我曾負責迪頓the great escape(中信出版社,譯名《逃離不平等》)一書的翻譯——作為譯者,雖然無甚貢獻,但此時的確感到開心!
迪頓是英國經濟學家,其經濟學的成名當緣于其在微觀消費領域的研究,這其中就包括他在1980年代與他人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以及1990年代的個人著作《理解消費》。在21世紀,迪頓的目光似乎更加關注全球的貧困與不平等問題,這就包括后來出版的《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以及《逃離不平等》。(目前,這四本著作中有三本在國內出版)。
根據諾獎委員會,迪頓的獲獎與這些研究都不無關聯:“1980年前后與合作者一起建立的估計對于不同產品的需求的經濟模型;1990年前后獨立完成的對于消費和收入之間聯系的研究;以及此后幾十年借助家庭調查數據對發展中國家生活水平和貧困狀況的測度。”
作為最近一本書(2013,中文版2014)的譯者,我對迪頓在消費方面的研究關注不多,了解也不深,只是對其在全球貧困以及不平等方面的認知有近距離體會。這里也簡單談一些我對此的膚淺認識。
首先是迪頓的不平等觀。對于不平等,迪頓并非嫉惡如仇,相反,作為嚴謹的學者,他將其視為“社會發展的一種后果”。在他看來,不平等有其作用,因為他可以促進競爭,但是不平等也有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既得利益者往往可能利用優勢為落后者追逐前行者制造障礙。
這樣的例子從國家層面和階級層面都會存在。例如,發展中國家以發達國家為目標奮起直追,但是同時發達國家也可能會因為害怕地位遭到挑戰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一個國家內,窮人會因為富人的存在而充滿好勝之心,但既得利益者則可能為窮人的利益尋求設置各種障礙。
這聽起來似乎并非新穎的理論,但是迪頓的深刻之處在于,在他看來,貧富差距絕非是簡單的收入問題。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長,窮人相對貧困,但是整體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那么這樣的帕累托原則并無多大傷害。但是超脫了收入領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過多的占用社會資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則窮人在這方面受到的擠壓可能非常有害。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近年來討論很多的大學教育問題(最近的經濟學人仍在討論)。即便在歐美,大學教育尤其是私立教育也越來越貴,這樣的后果是富人可以利用社會階層的繼承繼續進入名校,而窮人越來越上不起好大學,而即便可以考上大學也許衡量收益與付出。在中國也是如此,研究已經發現,北大[微博]清華的農村學生越來越少。這種不平等不是簡單的財富多寡問題,而是涉及到整體的福利與發展的重要問題。
其次是對于貧困和援助之看法。在發展經濟學中,對于外在援助的看法一直存在兩極,迪頓是站在援助無用論一方。迪頓認為,發達國家的大量對外援助看起來是悲天憫人,但是,由于被援助國本身的問題,這些援助并不能發揮作用。
正是因此,迪頓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福利改善應更多依靠內部力量的發揮來解決。迪頓也提到過中國,認為中國是一個依靠自身力量解決貧困和基礎福利問題的較為成功的國家(當然,他也批評中國的制度,因為集中的制度可以辦好事,也可能和上世紀60年代那樣辦壞事,造成大饑荒)。當然,這并非說援助毫無用處,迪頓的意思是,對于援助,要有方式方法,具體的醫療援助或者疫苗援助等等都可能必單純的給錢有用的多。
在不平等和貧困方面,迪頓多次提及的是另外一位諾獎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確,在不平等和貧困研究方面,后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從迪頓的角度講,這其實也體現他的謙遜一面。
此外,迪頓的治學方法也值得欣賞,他在《逃離不平等》一書中就一再強調衡量方式的重要性,因為不同的衡量方法,得出的結論可能有天壤之別,因此,討論具體問題一定要現在衡量方法上做到統一,否則就可能是雞同鴨講,而在我看來,這正是目前國內很多經濟學辯論最大的問題之一。
迪頓生于英國的普通之家,他的爺爺是礦工,他的父親則通過努力成為工程師,而自己成了學者,自己的子女成為企業家。他以自己家庭的境遇證明了這個世界在變好的事實,但是他也清醒的說,這一切也有幸運的因素,因為在他的家族生存發展之際,周圍很多人卻已經因為戰爭,瘟疫,溫飽等問題死去。這就是整體進步與不平等共存的現實。
如果說對市場的崇拜,對企業家精神的歌頌,對創新的信仰強調的是社會發展之動力,則自去年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以來以至于迪頓的獲獎或許能引起大家對不平等和貧困的關注。是的,當互聯網富豪動輒依靠上市獲得百億美元資產的時候,別忘記此時還有很多人正在貧困之中,或者陷入新的貧困。不平等和貧困可能無法消除,但是如果對他們保持冷漠,則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罪惡。
再次祝賀迪頓獲獎!